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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二章 东北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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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三条道路供东北领导人选择:其一,像南京国民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向南京全面投降;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褚玉璞等少数军事将领所鼓吹的那样,倚靠日本军事力量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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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东北继承了父业之后,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在。在显赫的权力和令人目眩的威风的背后,是几乎使他不堪负担的沉重的责任。人们往往只知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挥金如土的东方卡罗尔皇子[1],却不知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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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就开始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将这块荒僻、富饶的地方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在日本人的开发经营和阴谋策划之下,东北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它自古以来,就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各种场合,大肆渲染东北的特殊性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从而使东北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日本人认为东北至少应成为受他们控制的自治地区。老帅统治时期的东北,基本上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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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少帅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20年代后半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显示了力量,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军阀时代的分裂割据局面。张作霖遇难后的一个星期,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城,中国关内遂告统一。除东北外,举国高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中国的统一顺应时代,深得人心,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究竟何去何从,颇费少帅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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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处理与日本的未来关系;另一方面,如何确定与南京新国民政府的关系。关于后者,当时有三条道路供东北领导人选择:其一,像南京国民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向南京全面投降;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褚玉璞等少数军事将领所鼓吹的那样,倚靠日本军事力量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他们确信,在日本军事力量的援助下,他们就可以继续保住原来的关外的政治、军事地位。然而,大多数东北领导人排除了第三种可能性,尽管他们中间有赞成或反对统一之分,但他们都不愿意走这条穷兵黩武、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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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原则上是赞同实现国内统一的。[2]正如他自己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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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动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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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继承父位之后,当即痛陈战祸之乱,通电言和。少帅深知,日本乃虎狼之邦,他们对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希图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以求东北独立,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将使东北落入日本人的魔掌。父亲的惨死使少帅进一步看透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前车之鉴,常使他不寒而栗。无论是为其身家性命着想,还是为东北的未来命运担忧,张学良都需下决心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孤立无援的独立地位,寻找一个能与日本抗衡的强人靠山。为此,少帅选中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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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少帅主张东北与关内实现统一,却决不甘心抛弃他父亲开创的基业,无条件地投靠南京政府。他所选择的统一道路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为此目的,东北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往来穿梭,频繁活动,为使东北与关内实现一体化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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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张学良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露他的心意。他深知他所统治的这块领地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一块是非之地。他了解日本人在东北的实力,知道日本将会强烈反对东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统一。[4]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得不到日本军队的充分谅解而仓促行事,则可能会促使他自己迅速倒台。他父亲的死确实使他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同时,张学良也充分意识到,他同日本人的关系,是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没有日本关东军的存在与合作,对南京政府来说,他的地位会被轻视,遭到削弱。因此,他小心谨慎地行事,注意不要在与南方和解这个问题上公开行动或操之过急,以免引起与日本人的对抗。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张学良只能对与南京联合的前景表现出不太关心的态度。[5]为了迷惑日本人,6月底,少帅经过与东北领导人的几次磋商,决定采取对日“亲善”政策。[6]7月初,张学良声称,对于东三省来说,同日本达成某种具体谅解是绝对必要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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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虑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以外,还有其他两个因素致使张学良推迟与国民政府的联合。首先,东北内部意见不一。如上所述,在这个问题上,东北领导人分为三派。一派主张与南京实现统一,例如,张学良在东北的两个最强硬的竞争者之一,后来成了少帅最倚重的靠山张作相,是与南京联合的最有力的拥护者。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杨宇霆也赞同与南方妥协,但不是与南京的蒋介石中央政府,而是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总之,他们都主张实现国内统一,与日本人施加给东北的压力相抗衡。[8]与此同时,以东北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袁金铠等人为首的“老派”,则强调首先需要巩固内部的局势,与日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认为,与南京合并只能是为南方军阀做嫁衣裳,所以,他们坚决反对。[9]以张宗昌为首的“主战派”不得人心,很快便分崩离析,销声匿迹。因此东北主要存在着主张统一和坚持独立两股政治力量。张学良也同中国其他军阀一样,他的权利依靠东北各派系势力的均衡,所以,他既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同“新派”混同一起,也不能公开表态支持“旧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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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民党本身内部局势不稳,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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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参加国民党北伐战争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害各不相同,他们在对待东三省和处理张学良的手段问题上意见不一。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北方军阀不愿意看到张学良这一强大的力量威胁他们在北方的地位,因此主张国民革命军乘胜进军关外,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而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则倾向于终止军事行动,与东北领导人实行妥协,以政治手段实现统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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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在迅速恶化,国民党阵营中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进一步推迟了南北和解。正如7月初张学良所阐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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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南北友好和睦的主要障碍是国民党态度暧昧,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张,他们内部不统一,不知何系何人在占支配地位。因此,他们的态度天天在变。[12]况且,如果冯玉祥的影响在国民政府中占了上风(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能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同僚将会在统一后的中国被贬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冯是老帅的宿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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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压力日益增强,南京国民政府也对东北问题日益重视起来。蒋介石说服了其他地方派系的实力人物,给予张学良许多优惠的待遇。同时,对将来东北归属中央政府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也做了一些让步。[14]这样,阻碍南北统一的障碍便逐渐消失了,致使张学良日益倾向于采纳与国民党走到一起去的立场。此外,东北的公众舆论也是促使他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因素,民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界人士要求统一的请愿书像雪片一样飞来,要求在东北升起青天白日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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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慎地权衡东北与南方的局势,张学良终于做出了初步的响应。1928年7月1日,少帅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表示他将顺从民意,决不妨碍中国的统一运动。他还表示,愿派一代表团赴北京谈判。[16]如前所述,早在张学良发出7月通电以前,国民党和少帅之间即已开始了幕后谈判。蒋介石曾派他的主要军师之一,也是少帅的好友何成濬赴沈阳和滦州,先后会见了张学良和杨宇霆,[17]商讨易帜事宜。在这次非正式的接触之后,以邢士廉、王树翰将军为首的东北官方代表团于7月8日抵达天津,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打探蒋介石真实意图,同国民党领导人商定统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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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10日,蒋介石首次会见了东北代表团,他表示南京政府的立场是,东北升起中华民国国旗,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是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基本前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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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代表团也提出他们自己的条件:(1)张学良得被国民党任命为将来在东北建立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领袖;(2)南方军队不得驻扎在东北;(3)国民党政府不得干预少帅在东北的人事任命;(4)南京政府不得在东北设立中央政府分部或宣传体系;(5)热河特区并入东北,作为东北的第四个省。[19]如果上述条件俱为国民党领导人所接受,民国的旗帜便可以在东北升起。国民党要人们经过几次会议磋商,接受了这些要求。据报道,张学良将于7月22日左右降下五色旗,换上民国的青天白日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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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与国民党的秘密接触以及日益明显的东北统一于中华民国的迹象,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日本对国民政府怀有深刻的敌意,早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北伐以前,国民政府便发表了四项声明:(1)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2)期限已满的条约无效;(3)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4)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有约束力量。[21]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引起了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人的疑惧。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处于日本势力控制下的东北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而不愿看到东北与南京政府合并,使日本不得不与国民政府打交道。在此期间,日本突然正式警告张学良不要与南方联合,国民政府遂单方面终止了中日商务条约。早在7月7日,南京政府便发表声明,打算重新处理所有“不平等条约”。7月13日,这一照会被送交日本政府。1896年签署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将于7月20日届满,尽管日本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延长条约的期限,但终为中国方面所拒绝。7月19日,国民政府照会南京的日本领事,宣布从7月20日起,终止执行《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并请他向北京的芳泽公使面交备忘录。[22]就在同一天,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首相的旨意,拜会了少帅,提出了日本的警告。他规劝少帅,南京政府含有共产党的色彩,况且其内部纷争不已,地位颇不稳固,故东北绝对没有必要与之联合。然后,他又威逼利诱道,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一切牺牲,尽全力相助。张学良则采取推拖敷衍的策略,告诉他主持东北政务的保安会要员们一致赞成与南方合作,如果他违背公意,他必将陷入困窘境地,甚至被迫辞职。[23]7月23日东北保安委员会确定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总方针,但考虑到此事涉及内政外交,极其复杂重要,绝不能操之过急。故张学良于7月25日照会林久治郎,宣布对东北易帜之事暂缓实行,意在进一步观察日本人对此事的态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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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的丧礼上接待前来吊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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