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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170579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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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五章 初会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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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他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也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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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回国之后，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这时，大部分共产党人已从全国各地历尽艰险，汇集到江西，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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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怎样出现的？他们又是如何聚到瑞金的？这里有一段充满沧海桑田、兴衰沉浮的故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和浙江的南湖宣告成立，其创始人只有12位人士。[1]他们都接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而这二人却都没有出席成立仪式。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受到以下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第一，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此后，列宁领导它迅速得到巩固，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经验，因为这场革命在俄国迅速获得了成功。而孙中山先生于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却不然，直至推翻清朝八年以后，这场革命仍未显示出任何统一的征兆。第二，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的大爆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洋政府的软弱、腐朽和卖国，证明中国需要一场新的、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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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前排右四）奉召回国，不久即就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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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因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的出现，它最初产生于北京大学，以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为首。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上所必需的指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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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因素致使另一位思想领导者，身居上海的前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教授萌生了组建一个新政党，改造中国的念头。于是，他邀请他过去的学生、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成员到上海，参加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成立大会。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陈独秀被任命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他决定南下就职，故未能参加共产党的成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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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于1922年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者仍是12个人。即使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党员的人数仍未得到扩大。所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它与广东的国民党合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一指示，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这就叫做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蒋介石制造国共两党分裂，在国民党的全面追捕之下，共产党人被迫东奔西撤，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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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共产党组建了红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都功败垂成。由于国民党警察的严密监视，某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周恩来等不得不在上海转入地下。而其他人如毛泽东、朱德等被迫移往位于湘赣两省边界地区的井冈山。最后，他们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安营扎寨。同年11月，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各大城市转入地下的共产党领袖们逐渐汇集江西，于是这里成为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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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获悉共产党力量的集聚和壮大，不胜忧虑，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共产党人的战役。[3]最后他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战略，扼制住共产党，迫使他们放弃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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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在共产党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事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标志着蒋介石围、追、堵、截企图的彻底失败。[5]长征正式开始于1934年10月，大约7万多士兵，1.5万名后方机关人员，包括“小卫生员”在内的7000名政治活动分子和35名妇女参加了长征，[6]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死在漫无边际的长征路上。红军涉过了许多江河湖泊，翻过了无数崇山峻岭，通过了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穿过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历了严寒酷暑、狂风暴雨的袭击，摆脱了中国一半左右的“白军”的追击，打退了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新疆、西藏、甘肃和陕西的地方武装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保安，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它的根据地。[7]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先是设在保安，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才进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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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此时，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剿共副总司令，命令他的部队开赴陕西，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了新的剿共战争。当时共产党立足未稳，国民党大兵压境，中国共产主义的命运岌岌可危。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际局势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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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中国共产党驻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林毓英由莫斯科返回陕北，[8]带回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示，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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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之所以采取新政策，主要是因为希特勒的兴起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莫斯科认为：希特勒法西斯的兴起构成了对欧洲，尤其是对苏联的直接的、严重的威胁。相形之下，苏联共产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因此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党应联合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政党，联合各国人民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或“人民阵线”。这一决定要求各国共产党员应在某种程度上与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合作，甚至不惜与反法西斯的政府携手。关于中国问题，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借此联合所有的中国人民，包括反日的资产阶级、反日武装和反日政党，组成全国范围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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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前，毛泽东于1935年10月便已经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一个广泛的、从上到下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从上到下”的统一战线也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其出身、党派、阶层或阶级属性如何。然而，蒋介石作为民族的叛徒，不在此列，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决议号召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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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主力刚刚在陕北站住脚，就开始动员所有的力量抵抗国民党的进攻。在围剿陕北红军的战斗中，少帅的东北军首当其冲，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防御对象。[1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寻求与山西的阎锡山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当时，日本正在觊觎山西北面的绥远，对此阎锡山忧心忡忡，他害怕日本人甚于害怕共产党。所以，在1936年下半年，阎锡山支持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共产党组织——牺盟会的活动，允许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在山西进行宣传工作，[13]开始与共产党进行有限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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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秋，当蒋介石试图与莫斯科恢复关系时，毛泽东才开始考虑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立夫透露：1935年9月1日，周恩来给他及其胞兄，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果夫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为抵抗日本侵略，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周恩来指出，两党合作是解决民族危机的唯一途径。[14]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呈报蒋介石。据陈立夫讲，蒋介石要他告诉周恩来，信已转交给他本人。然而陈立夫没有告诉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同意考虑这个问题，而只是要求继续保持联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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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圣诞节前几天，蒋介石派陈立夫去苏联讨论军事同盟问题，随同陈立夫前往的有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张冲先生，他们于1936年1月16日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欧洲。正当他们在柏林等候适当时机进入苏联时，日本新闻机构泄露了陈立夫俄国之行的消息。所以，蒋介石电告他回国，与苏联大使在中国进行谈判。回国后，陈立夫的谈判导致中苏1937年8月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16]此外，陈立夫还透露，苏联大使向他保证，如果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苏联将不帮助中国共产党。苏联急于希望中国抵抗日本，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国共产党为代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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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可能已觉察到蒋介石和苏联之间的接触，害怕被莫斯科所出卖，所以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5月5日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转变。在1935年12月25日党的决议中，蒋介石还作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而1936年5月5日宣言则放弃了反蒋政策，呼吁他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这样，中国共产党就由“反蒋抗日”转而采取“联蒋抗日”的政策。[18]1936年夏，在与埃德加•斯诺的冗长会晤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与蒋介石合作的愿望。[19]当苏联研究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后，陈立夫邀请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到上海谈判，[20]张冲是这次特殊会谈的国民政府的联络官。国民党提出了下列要求，作为停止剿共的条件：（1）遵守三民主义；[21]（2）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3）废除苏维埃，把它们重新组织为地方政府机构；（4）撤销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全面投降。这种谈判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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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抗日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毛泽东便发现少帅与其他军阀不同，在他以及他所统帅的患有严重思乡病的东北军官兵的心底，潜伏着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22]他们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可以加以利用。当少帅的一〇九师官兵被共产党俘虏后，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了苏维埃式的宣传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并申明，如果他们愿意回去就可以释放他们。周恩来花费几天的时间，使他们确信共产党是真心要求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然后周恩来护送军官们返回自己的防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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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36年元旦，共产党在瓦窑堡为被俘的“白军”官兵们举行了盛大宴会，令人惊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出席了庆祝大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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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源（1901—1937），字绍卿，辽宁营口人。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33年升任东北军团长。1935年10月被红军生俘。不久返回东北军，说服部分东北军投诚。“二二”事件后，被误认为参与了杀害王以哲活动，被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