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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170579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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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七章 兵谏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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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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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成分混杂，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特殊的社会背景。1933年初，蒋介石乘日本攻陷热河之机，接管了东北军，将其编入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东北军的三个炮兵旅也被借调出去，与东北军主体分离。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1]陷蒋介石于危机之中。蒋介石欲征调东北军为他平定叛乱，但遭到许多东北军将领的抵制。为此，他从欧洲召回了张学良。[2]1934年春，张学良刚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张学良实则代行总司令职务。由于南京政府认为剿共高于一切，所以张学良的新职务非常显赫。他接受了这一任命，于1934年4月，设司令部于武汉。[3]同一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共大围剿，决心在一年内瓦解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他要求东北军在这次战役中打头阵，派东北军深入共产党地区。当时，张学良管辖下的河南、湖北和安徽地区的红军只有3000多人，而东北军则拥有七个师的兵力。但是，在豫、鄂、皖初次剿共战斗中，东北军损失了一个旅；在另一次战斗中，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败北；在江西和湖北交界地区的遭遇战中，一○五师又受到重创。[4]1935年夏，少帅负责围剿的红军撤出其豫、鄂、皖边区，与中央红军协调一致，向西北转移。同年10月，红军主力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于是，蒋介石开始把其注意力放到了西安，这是国民党西北军事基地的中心。为了适应反共战争的需要，必须改组那里的政治和军事机构。1935年秋，蒋介石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本人任西北剿共总司令，任命少帅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少帅和他的东北军又开到陕西地区，驻扎西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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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少帅对剿共不甚热心，但他很愿意接受新职务，对前景也颇为乐观。他认为，这一地区的几千“共匪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解决，不久，他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日本人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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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东北军由五个军组成：第五十一军、五十三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一个骑兵军。除了第五十三军的两个师和三个炮兵旅外，全部东北军都先后开入陕西和甘肃，总共14个师，约13万人。其中刘多荃指挥的一○五师最为强悍，该师装备齐整，兵员超过2万人。而其他的师都比较小，每个师只辖三个团。[7]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1935年10月，在与红军的第一次交战中，装备较好的东北军就损兵折将吃了大亏。当他的精锐六十七军在王以哲的指挥下，经富县和甘泉向延安进军时，在甘泉附近的崂山一战，陕西当地的红军就打败了王以哲的两个师，一一○师师长何立中重伤殒命，3000多士兵和低级军官阵亡、负伤或被俘虏。半个月以后，五十七军的又一个师在陕西西部被红军击溃，师长牛云峰被俘，后来，他和几个团长一起自杀了。[8]初临西北，立足未稳，便遭致如此惨重的损失，着实令少帅痛心不已。他要求南京政府重建这两个失掉的师，然而使他沮丧的是，国民政府不仅拒绝为此而拨款，甚至干脆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这一决定使少帅及其东北军所部心灰意冷，不由得暗生异心。他又向南京政府要求拨款10万元，作为死难官兵们的家属抚恤金，可这一要求又遭到拒绝。张学良气愤已极，我的威望就这样低？我竟不值10万元钱？这是蒋介石收到的来自西安的秘密报告。[9]结果，许多死难官兵的家属毫无生活保障，悲悲戚戚地离开部队。他们散落在西安—天水公路线上，许多人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卖儿女求生。这种惨状自然引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同情与气愤，他们为自己的部下和朋友们的悲惨遭遇而感到羞愧，同时也为自己以后的命运而寒心失望。虽然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国民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分叫做所谓“国耻费”。[10]不仅如此，南京还把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将军派到新成立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来，做少帅的总参谋长，以便随时监视和控制东北军。晏道刚非常挑剔，总能挑出东北军的毛病，甚至公开指责少帅，引起东北军将士的不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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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张学良陪蒋介石游茂陵。随行的还有：杨虎城、宋美龄、傅学文、邵力子及杨永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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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左）与蒋介石等人于1934年游华山苍龙岭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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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秋，当东北军刚调到西北的时候，一时流言四起。据说这种部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就像他以前对付其他地方武装一样，[12]其用意是一箭双雕，既剿灭了他心头之大患共产党，又削弱了不易控制的强悍的地方势力。正因为如此，虽然东北军正在参加蒋介石的剿共战役，但却是三心二意。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早在1931年，他们被迫从其家乡东北撤进关内的时候，就在心里撒下了不满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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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30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300多架。因此，奉系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那时，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蒋介石，当时蒋不过只控制七个省份。可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军运交华盖，每况愈下。在服从南京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损兵折将，兵员减少到13万人。[13]1936年，一个名叫万毅的东北军军官向尼姆•韦尔斯表示了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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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等待和服从蒋介石的军备供应政策，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这是军备给养吗？……全体士兵和下级军官代表了东北军的共同心愿，我们所要的只是停止内战，立刻打败日本……如果蒋介石继续向日本人让步，不接受东北军向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将立即和那些想要打日本的人站在一起，打回老家去，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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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东北军军官大都出身富豪。他们过去驻扎在东北繁华的城镇，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十分繁荣，每年库存都有大量盈余，这里所发行的纸币“奉票”，不仅在东北地区流通无阻，而且在关内也信誉卓著。东北军从不欠饷，文官武将，生活都很富裕。[15]可是，现在他们却地处一隅，驻扎在中国最贫瘠的乡村，只拿到他们从前薪水的百分之六十。[16]他们对政府极为不满，况且，在几次与共产党作战失利以后，他们内心充满恐惧，这种恐惧感常驱使他们希望与共产党和解。正在此时，共产党却主动接近东北军，要求与他们化敌为友，一致抗日，这自然引起了东北军上下的一片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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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末，张学良曾两次专程去南京，敦促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抗日政策。而南京的反应却只是增派10个师到陕西，在胡宗南指挥下，阻挡红军东进抗日，[17]这就使东北军官兵更加确信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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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上海救国会发起的抗日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这也间接地给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936年10月，当满洲国的日、蒙、满联军以热河和察哈尔为基地，进行装备和训练，并开始进犯绥远北部之时，全国舆论大哗，抗日呼声日愈高涨。[18]尽管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南京政府仍然不顾民心所向，一意孤行。蒋介石的立场仍然是，首先须实现国内统一——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团体开始敦促南京政府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然而，抗日热情最高、情绪最激昂的，还是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对此，尼姆•韦尔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做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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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府这座中国的古都中，对政府的不满正在少帅张学良的军营里广为传播。东北军充满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他们却被调到这里围剿红军。这支军队已从1931年的25万人减少到目前的13万人，他们都是无家可归，思念故土，厌倦内战的。对于继续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极为反感，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情绪简直可以一触即发。这种情绪也渗入高级军官阶层。西安政局不稳，流言四起。据说张学良与蒋介石过去的交情很深，而现在的关系则非常紧张。少帅正在策划与红军联盟，组成一个在民族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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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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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烈的抗日运动没有发生在从北到南的各种事变中，而是表现在西安，表现在从东北流亡到这里的东北军中间，这并不奇怪，人们似乎觉得本该如此。当抗日运动在中国其他地区受到镇压的时候，在西安府，它却得到少帅张学良公开而积极的赞助，他这样做得到了士兵的支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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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侵略中国愈演愈烈，绥远告急，陕西则大有唇亡齿寒之感。此外，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深得人心。因此，从1936年初开始，西安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继1936年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以后，西安也仿照全国各地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形式，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支持东北旅陕人士和东北军成立了“东北救亡会”。这些组织遂成为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6年9月18日，当“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西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到10月下旬，统一战线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西安的蒋系军政当局曾极力阻挠破坏，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公开站在爱国群众团体一边。张学良趁势推波助澜，给南京发出紧急电报，报告了西安的严重局势，要求蒋介石到西安来，向军心动摇的东北军军官们解释他的国防政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1]东北军士兵的不满，是导致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少帅扣押蒋介石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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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西安事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来自于张学良政治主张的变化。为了理解少帅的政见，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他政治主张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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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张学良从其军阀父亲手里继承了对东北的统治权。当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称号以后，这一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确认。他深得民心，乐善好施，思想先进，却又吸毒成瘾。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独裁者，统治着东北3000万人民。他公开反日，急于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使东北成为一个现代化地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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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日本进攻沈阳时，少帅请示南京，蒋介石命令不予抵抗，避免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仰仗国际联盟裁决。[23]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劝告和南京的命令，结果他丢弃了自己的故土。更为懊丧的是：南京宣传有方，似乎不抵抗政策是他张学良的主意。从此，他在世人面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对此，少帅痛苦万分，心情复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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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给他打击更大。[25]于是，蒋介石约见张于保定，示意张学良辞职，暂去国外避风。张学良只得遵命，遂于1933年4月辞职出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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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其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的陪同下，周游欧洲列国。他对每个所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其中意大利的改革和德国的生活方式使他印象极深。尤其是墨索里尼的“复兴”政策，使少帅感触更大。在那里，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交上了好朋友。他确信，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为中国找到了一个优良的统治模式。在他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充分表露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