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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章 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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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与时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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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往往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因为“一切思想，原于疑难及烦乱”（见刘伯明所译的杜威《思维术》），而时间与地点不同，所产生的疑难与烦乱就不同，从而由疑难与烦乱所引发的思想亦不同。科学家的鼻祖、英国人弗兰息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认为产生错误思想的原因，共有四种：一为种族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Tribe），根植于同一种族所共有的人性；二为岩穴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Cave），缘于个人的特性；三为市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Forum），来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四为剧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Theater），来自一时的风潮或传统观念。根植于种族共性与个人特性的思想，在此不做详细论述，而来自社会交际与一时风潮的思想，则必定与时间、空间有关。所以说，思想与时空之间关系甚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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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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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思想的渊源，前文已有论述。而纵观其思想演进的全过程，其中存在几次转变，且每次转变都与时间、空间有密切关系。对此，前人已有简要概括。如《水窗春呓》云：“文正一生每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又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余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文正尝言：‘吾学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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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除书法一项属于技能范畴，而与思想的关系较小之外，其余均与思想有关。至于最能表现思想受时空影响的一句，莫过于“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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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生转变的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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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演进的情形，在前面各章对曾公各个时期的生活状况作介绍时，已大致述及。现在，为便于研究，特地将曾公思想的转折期，定为五个，以作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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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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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五岁进入私塾读书起，至二十五岁进京参加会试止，其间所学，基本为四书五经时文帖括之类。自道光十五年入京以后，方才有志于学习诗歌、古文以及书法。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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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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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售，京师读书，研经穷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年谱》卷一——乙未道光十五年，公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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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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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林院之后，曾公师从唐镜海先生请教治学之方，并结交到几位好友，互相切磋，共同研究经世之学与义理之学，与之前仅有志于学习诗歌、古文，已大有不同。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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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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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善化唐公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从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分门记录。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助，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年谱》卷一——道光二十一年，公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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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垿、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年谱》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公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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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官至卿贰，名望渐崇，而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修身、齐家、治国为三门，其目三十有二。”（《年谱》卷一——道光二十八年，公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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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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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二年离京，奉命帮办地方团务。当时社会上盛行因循守旧、腐朽颓废之风，导致时局日益混乱。对此，曾公积极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而不再拘泥于儒家以德治人的主张。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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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蜂起？”（《书札》卷二——《复胡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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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疮痍之后，惟芟除土匪为第一要务。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卷同上——《与徐玉山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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