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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治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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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学的目的，曾公的言论非常多，但基本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家书》卷一——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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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与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与淑世，换言之，即是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所以，曾公所主张的治学目的，既可以称为进德与修业，亦可以称作成就自己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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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将成就自己及他人作为治学的中心，但严格区分为人与为己，并不愿用自己的学问，投他人之所好。曾公曾云：“凡读书，有为人为己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日记》——癸卯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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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闳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如顾、阎并称，顾则为己，阎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江、戴并称，江则为己，戴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段、王并称，王则为已，段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方、刘、姚并称，方、姚为己，刘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其达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经则为己之数多，纪晓岚、阮芸台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将为已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鬯茂者也。”（《日记》——戊午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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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为己，即遵循正道，坚持操守，正直淳朴，不同流俗，虽然起初深藏不露，但时间一久便会彰显光芒。所谓为人，即歪曲自己的学问，以投世俗之所好，虽然起初锋芒毕露，但渐渐便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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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公在《送刘君椒云南归序》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圣人之异于众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而已矣。天之生乎人也，耳职听而目职视，口体职言动，心职思。非所听而滥焉，非所视而淫焉，于官为不法；可以视穷者而吾弗能尽焉，可以听达者而吾弗能尽焉，于官为不称。其于口体、心思也亦然。不称者才绌；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圣人者，不轨，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盐，推而极于天下之大、鬼神之幽，离于人伦，殽于万事，凡视听所宜晰无不晰，凡言动所宜审无不审，凡心思所宜条理无不条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职，而天地万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谓践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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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所以为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为学者，吾惑焉。耳无真受，众耳之所倾亦倾之；目无真悦，众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视而回听，言不道而动不端，无过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趋焉，则不相宾异矣。为考据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为词章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起一强有力者之手口，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朝记而暮诵，课迹而责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气。曾不数纪，风会一度，荡然澌灭。又将有他说者出，为群意气之所会，则又焦神悴力而趋之。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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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此话痛快至极！世上盲从附和之人请听一听！世上沽名钓誉者请听一听！世上曲学阿世之人亦请听一听！否则，你将一生都活在愚昧当中，至死也难以醒悟。人生最大的悲哀，应该莫过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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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贯主张读书应当“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究竟是何种学问呢？周公、孔子作为儒家的中心人物，被历代学者尊称为圣人，此二人的学问，即可称为“大人之学”。然而，周公与孔子为何能够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呢？究其原因，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而已，除此之外，则没有任何奥秘可言。所以，曾公所谓“志大人之学”，即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由此可知，曾公眼中的治学目的，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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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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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编写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所谓近代，乃始于同治元年，大概是此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的缘故。但同文馆的设立仅仅是为研究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培养对外交涉人才，而对科学方面并不十分重视。自从江南制造局与福建船政局设立附属学堂，开始教授学生机械制造方面的科学技术后，科学教育才逐渐萌芽。之后，又派遣少年赴美留学，从而开启留学先声，直接向外国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只不过当时主要针对军备方面的知识。江南制造局附设学堂教授科学，以及派遣少年出国留学，均由曾公支持。所以，回顾中国近代教育史，曾公在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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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张子高所发表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教育》一文中曾略有讲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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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初年，《天津条约》成立，人咸引为奇辱。洪、杨之乱虽戡，而捻匪猖獗，所在骚扰，正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之秋也。老成谋国之士，如曾国藩、左宗棠辈，以为欲御侮平盗，非振顿海陆军不为功；而欲整顿海陆军，非往日之艨艟斗舰、戈矛胄戟所能从事，必采用泰西之轮船枪炮而后可。然轮船枪炮，仰给舶来，乞诸其邻，亦岂计之得乎？故当时有两计划发生：其一为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奏，创设江南制造局；其二为左宗棠奏改福建船政局。然欲事制造，必先培养人材。故江南、福建两局，不久皆附设学堂，以属于制造方面之科学，如格致算学之类，教授生徒。京师最早设立之同文馆（同治元年），仅研诵西文，科学方面则付阙如。其首先学习科学者，或当推此二处之学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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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犹以为未足，于是又发生两重要事端：一为船政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一为制造局设翻译馆，移译西方载籍。派遣学生留学，系同治十年曾国藩、李鸿章所合奏。派遣者多一时之俊，如唐绍仪、严复、伍光建等是。但维时见解，以为西人所擅长之学问，不外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若道德文章，则唯华独优，故所学者在彼不在此。试阅曾公奏议，便知其梗概矣。兹节引一段如下：‘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科。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其长技者，归而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西人学求实际，……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师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所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况能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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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馆之设，昉自同治六年，近聘口译二人、笔述三人。至光绪三十年，译成书籍，都凡百七十余部，泰半属于格致制造之学……”（见《科学发达略史·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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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文字可知，曾公当初为抵御外侮、平定内乱，决定整顿海陆军，而整顿海陆军需要良好的武器装备，于是开始购置外国船炮，但又意识到仅靠进口船炮乃非长久之计，于是开始创立制造局，而因为制造局中缺乏制造方面的人才，所以又在制造局中附设学堂，并派遣留学生，请人翻译外国书籍。曾公思想发展的脉络，从中隐约可见。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称曾公主张“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以及“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见《庸庵文编》），事实的确如此。另外，虽然薛福成在致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中，对曾公“维时见解，以为西人所擅长之学问，不外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而不太注意西方政治、文学、艺术的做法颇有微词，但此乃时代的原因，并非曾公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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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制造局附设学堂，以培养技术人才的做法，颇受容闳的影响，而且收效相当可观。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此曾有记述，如：“一八六七年，文正得李文忠襄助，平定捻匪，乃至南京就任两江总督。未抵任前，先于所辖境内巡行一周，以视察民情风俗，而尤注意者，则其亲创之江南制造局也。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识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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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上奏派遣少年赴美留学一事，亦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之《予之教育计划》一章中写道：“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使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此后曾公、李鸿章二人联合呈递的关于派遣少年赴美留学的奏折，内容与此基本相同。然而，当奏议批准，开班预备学校（当时考取留美资格的学生，必须先入预备学校一年，学习外文）时，曾公已经逝世。对于曾公的逝世，容闳深表哀悼，并在书中谈及曾公对中国教育的满腔热忱以及影响时，感慨万千。我们通过以下容闳的文字，便可知道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不可谓不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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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写道：“曾之逝世，中国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Mt.Everest）独耸于喜马拉耶（Himalaya）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深望继己之李文忠有以竟其之志云。”（《西学东渐记》原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此处依据徐凤石、恽铁樵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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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六章 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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