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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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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虽然灭亡了，内乱却没有因此立即得到收敛。距离北京不远之处，仍然处于燎原之火当中。这就是盘踞在淮北地区中心的捻军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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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多次提到过，捻军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活动，与太平天国的扩张相呼应，在河南省、安徽省一带扩张了其势力。1855年，黄河泛滥，来自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大量流民加入后，捻军势力更加膨胀。他们以安徽省最北部的亳州雉河集为据点，拥立张乐行为盟主建立组织，和清朝正式对抗。翌年，他们占领了交通枢纽颍州三河尖，与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合作，转战到淮南。李鸿章在家乡的遭遇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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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还未波及淮南，但是捻军整体活动的中心距离北京不远，让清朝无法坐视不管。清政府派出了曾经歼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铁骑兵来加以镇压。1863年，僧格林沁攻打雉河集，抓住了张乐行并将其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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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捻军的残党又合拢起来，瞬间势力大涨。他们组织了大量骑兵与清军对抗，1865年，僧格林沁在山东省曹州战败而死，备感危机的清朝于5月27日，任命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不久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往讨伐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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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然统率八万大军，然而这些兵力除了残存的湘军之外，大部分都是淮军。而淮军就像是李鸿章的私人部队，就算曾国藩身为李鸿章的尊崇之师，也和将士没什么交集，很难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这会影响到镇压捻军的计划。曾国藩看到自己亲自指挥效果欠佳，便提出由李鸿章代替，北京朝廷也只好批准了。这时是1866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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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他的李鸿章及其淮军作战顺利，于1868年1月在山东省胶莱河大胜捻军，大局基本确定。同年8月，捻军的残党也溃不成军，这场最早从1855年就开始的十数年的叛乱，终于画上了句号，李鸿章的声望也由此如日中天。这一时期的李鸿章，后来被赞为“料兵如神”的常胜将军。而对清朝来说，他也是一名恰到好处的武官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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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守旧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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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是以淮河流域的走私盐商为中心，集结土豪势力而形成的。淮河河口四周的海岸是屈指可数的盐产地，这里生产出来的盐在淮河以北被运往河南、安徽北部、山东南部以及江苏北部，淮河以南则被运往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南部和江苏中部，供给庞大的消费人口。由于产地和运输线路受限，为便于管理，中国的政府权力很早就将盐作为专卖品，在原价上加上数十倍的重税来获取巨大的财源，清朝也不例外。因此，历代依靠走私盐来攫取利益之辈络绎不绝，捻军也继承了这一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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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集结淮河流域的土豪势力这一点而言，在淮南的合肥附近挖来团练而组建的淮军，实际上和捻军并无大异。捻军和团练都是当地的武装集团，同为性质相同的中间团体，说起来两者带有浓厚的同一社会诞下的双胞胎的性格。说来也巧，同样诞生于湖南社会的类似双胞胎的湘军和太平军也互相争斗，就像重复前者战胜的事实经过一样，淮军也打败了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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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淮军装备了高性能的军火，在军事力量上取得了胜利。然而，捻军容易向同乡人居多的淮军投降，再加上盐的走私由于厘金而变得合法，捻军从兵力上和财源上被切断，这一原因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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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和淮军为了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耗费了15年之久。这一期间的死者，最新推测据说达到了7000万人，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乱。光看江苏省，从原本将近4500万人口降到半数以下，再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过是3200万人，未能恢复过来。土地的荒废和生产力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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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此声势浩大的叛乱，并未能引起彻底的社会变革。叛乱势力也好，镇压它们的一方也好，两者都在19世纪涌现，同为中间武装集体，植根于同样的社会结构之上。因此，镇压的一方未能将反动势力滋生的温床予以解体和破坏、颠覆。否则的话，也意味着对自己母体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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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统治者采用的方法是不破坏现有的社会结构，使反体制的中间武装集体屈服于政权，试图以此来恢复治安。即使如此，中国如此之大，仅仅是使它们屈服这一项就付出了大量的生命和时间。其中，之前并不确定方向的中间团体、秘密结社等，通过义勇军和厘金，基本上化作了支持总督和巡抚的军事、经济势力，一度动荡的局势也逐渐安定了下来。大量的死者，也反而受到人口与生产力一致的规模调节，为局势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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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中间武装暂时臣服，清朝仍存在着随时可能再次叛乱的隐患。实际上，曾国藩之所以毅然解散湘军，也是因为军队里的拉帮结派会直接导致暴动，而且，那些离队的士兵们会再次转向反体制一方，走向秘密结社之路。例如哥老会便是在长江流域扩大了势力，之后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发挥了重大作用。督抚不得不守在跟前紧盯着局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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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重权就是在18世纪以来的统治结构、社会构成的变动下，为了摸索出维稳之路而形成的制度性归结。因此，它并非与以前的地方割据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李鸿章最大效率地利用了这一基础，成为督抚中的佼佼者。他的权势始终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在观察以后的事迹时，也不能忘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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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时代及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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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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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的另一个侧面是对外关系的好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内容是清朝对外开放贸易市场，外国与清朝建立起日常性的西方式外交和国际关系。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就是典型的规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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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形势，为了在首都能和外国公使进行日常性的交往和斡旋，1861年清朝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清朝和与英法美俄四国关系恢复正常，直到1869年，其间又分别和普鲁士（德国）等七国签署了新的条约。看到相当于外交部的行政机构成立，列强都表示欢迎，更加一致将总理衙门作为交涉对象，做出了支持清政府的姿态。这就是所谓的“合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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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也响应这一形势，对外国采取了合作的态度，陆续采取了有助于推动和外国交往的措施。例如，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翻译国际法著作，发行《万国公法》，派遣使节前往欧美等，可以说表现得十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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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外国的角度来看，是否有实际效果，完全是另一码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之所以固执地要求公使常驻北京，是因为他们认为清朝统治是中央集权性质的，要想解决开放口岸的问题，由清政府来向地方当局施加压力更加有效。只是，清朝的体制将地方的统治委任给了地方政府，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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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也并非是专门性、统一性地管理一国外交的近代国家的外交部。这里的构成人员只是暂时兼职而已，他们另有原本的官职，这个部门也不过是临时设立的。而且，北京的排外保守派占有优势，他们总是在后面扯后腿，无法做出外国事务上的决断。总理衙门在首都处于孤立状态，在开放口岸也没有直属的官僚，更谈不上有财力和武力方面的背景了。它的判断力和执行能力，从一开始就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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