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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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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明朝的中国来说，是提供货币原料白银的重要国家，进入清朝后虽然白银产量有所减少，然而铸造铜钱的铜仍然依靠日本的出口。即使如此，清朝仍仅仅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通商，这是出自对倭寇之害的顾虑。拒绝日本前来贸易，政府之间不相互往来这一方针，说穿了都是来自对过去的倭寇产生的不信任和戒备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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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日本会给自身带来危害的倭寇印象已经形成并深入人心，中国首先会将其视作军事上的威胁。但是，这里也可以特别地指出，正因为在对日关系上没有刻意地去深化，中日两国两百年间才能够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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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姿态随着19世纪后期西方入侵东亚，而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即便清朝的姿态没有变化，日本却改变了锁国政策走向开国。随着欧美的贸易公司在日本开展贸易，被雇佣的华人东渡日本，在日华侨逐渐增加。清朝曾经抗拒日本人前来中国，现实上也不可能了。刚才也提到了千岁丸和健顺丸来到上海。在日本广为人知的是，同行的高杉晋作、五代友厚等人去中国各地后写下的实地考察，对之后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作为接待方的清朝，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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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千岁丸、健顺丸来港，上海当局也是始料不及，被这一史无前例的事态弄得狼狈不堪。眼下只能暂时参照已经签署条约的列强，以及已有贸易往来的欧洲各国的先例条件加以处理。长远来看，应如何对待日本，当前尚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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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反应当中最值得我们瞩目的是，很久以来未能引起注意的日本这一存在，清朝当局对它有了重新认识，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要更多地了解它。这些都成为日后左右时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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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日本观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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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丸和健顺丸到达时，治理上海的地方最高长官，便是江苏巡抚李鸿章。健顺丸到达时，他还兼任了管辖南方开放口岸的通商大臣。也许他因此而受到了触动，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开始收集有关日本的信息。健顺丸离开上海后的1864年6月，他向总理衙门发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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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英国、法国等国将日本视作外府，诛求至极，日本君臣发愤而起。遂选拔宗室与大臣之聪慧子弟，派往西洋兵工厂学习各种技术。又购进制造兵器之机器，于本国开始仿造。如今已能开动汽船，使用榴弹枪。……总之，如今的日本，即为明代的倭寇。离西洋远，距我们却近也。我们如得以自立，日本也助我等对付西洋，倘若我等不能自强，恐其将与西洋一道共同将我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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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到，李鸿章不仅熟知幕府末期日本的开国经过，还对它之后努力引进西方兵器之事了如指掌。另外，他还提及生麦事件和萨英战争，可以说在清朝已是当仁不让的头号日本通。但是，他的观点当中也有守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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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时担任淮军的统帅，正在推进兵器的近代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日本的西洋化格外关心，这是一种新的局势。然而，他把日本看作“明代的倭寇”，表现出对它有可能成为自己威胁的担心，在这一点上和以往的看法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在新的与西方关系中的旧倭寇。这是李鸿章，甚至是清末中国对日本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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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总理衙门在1867年的奏章中，对日朝关系做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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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前代明朝时实为倭寇，对江苏、浙江沿海地区肆意蹂躏，还延伸至朝鲜，凡事均居夜郎自大之心，对中国也久未朝贡。……最近，日本战败，与英国、法国等和解。不久后发愤学习军舰制造，开始与各国交流，必是有非分之念。……倘若英法出兵朝鲜，其目的不外乎基督教传教与通商而已，不过是相互牵制，并无占领朝鲜夺其土地之念。而日本却不受牵制，难免窥其土地。一旦日本占领朝鲜，与中国邻接，将导致紧迫忧虑之事态。日本无须传教或通商。……朝鲜若受到日军攻击，实乃法国无法比拟之严重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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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倭寇将其视为军事威胁这一点，与李鸿章同出一辙。而更要注意到的是，文中还加上了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一事，将日本视作朝鲜半岛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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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一年，因为认为朝鲜迫害基督教，法国一度派遣舰队前往朝鲜行使武力。这就是“丙寅洋扰”。正因为最近出了这件事，总理衙门更加认定日本是比西方列强更让人担忧的存在，抑或是受到了李鸿章意见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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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倭寇的记忆，使得日本被视作朝鲜半岛、东南沿海的潜在军事威胁，而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西方化进程更增添了对这一威胁的警戒感，这成为之后1879年对日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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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修好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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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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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对于向天津派出使节团的日本，李鸿章的脑中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固有观念，他并不是初次与日本打交道。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他在1870年和1864年的两次意见（85、89页）。虽然间隔了六年，然而从兵器的“仿造”和“外府”这些字眼上可以看出，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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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日本观，清朝形成了这样一种方针，即日本为近邻且“自强”，可能构成军事威胁，因此不能与其为敌。既然它前来要求签署条约，那么不得不认为“笼络其可能为友，拒绝其必将敌对”。而之前暴虐无比的西方列强们，只要遵守条约，他们也都安稳了下来。因此对待模仿西方的日本，只要签署条约并加以“笼络”，这一威胁就不会显露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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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清朝在刚刚过去的天津教案中，饱受了西方的压迫。倘若此时得罪日本，无疑是雪上加霜。还不如笼络日本，在对抗西方列强上助己一臂之力。答案再明确不过了，目前的局势也有利于说服清朝政府内部的攘夷派和清议派。日本与清朝一样，也遭受过西方的压迫，应该对这种合作持积极态度，有十足胜算。当然，和日本的条约，无论是签署经过还是国情都不同，当然不能和英美法俄等国家签署的条约内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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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朝在也获得曾国藩支持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基础上，大致确定了以上的方针。而接下来的所有交涉，都全权交给了提出此意见的李鸿章本人。在清议势力根深蒂固的首都，不想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总理衙门想出了这个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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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则是在外交问题上首次出场。自己提议的方针一旦被采纳，他立即发挥出了惊人的实干能力。他与南洋大臣曾国藩联手，从1870年11月到翌年7月，制定了签署条约的草案。他对柳原使节团会谈时拿到的日本方面的条约草案进行了分析反驳，将其脱胎换骨，以新草案代之，等着日本方面谈判使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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