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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尾声 迎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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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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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的“孤臣”,是李鸿章临终前的自画像,形象地勾画出自己的境遇。迎来20世纪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也许是旧时代已经日落西下,年迈的自己却被抛下的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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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互相弥补、处于稳定时期的政治家。也许,他的实力正是将两者相结合,保持稳定。然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起义这一过程中,他失去了权势,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陷入了彻底的决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急剧对立,决定了之后中国的结构框架。而李鸿章的位置,似乎已经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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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人无法同时生存在两个时代,那么,顽强地度过一个时代的李鸿章,也许称得上是圆满人生吧!这个时代是中国进入“近代”这一时代范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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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李鸿章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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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册《天津名胜》,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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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其起始的19世纪初和终点的20世纪初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它的特色。先前稳定的皇帝独裁转变为王朝的危机,地方督抚势力扩大。对外贸易和金融比重日渐增加,占据经济的核心,近代工业继而兴盛起来。包括上海在内,与外国往来的沿海地区取得巨大发展,在带动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拉开了与内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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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些变化,也体现在李鸿章的生平之中。作为旧式的科举官僚代表的精英人物,摇身一变成为实业官僚的先锋,批判科举,担任中国前所未有的洋务统帅,主导海防,周旋在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列强之间,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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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存在举足轻重。李鸿章不仅仅是经历了一个时代,他还创造了一个时代。前面提到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几乎全部和他有关,这里多少都反映出他的特性。正因如此,他在下一个时代也无可非议地成为褒贬毁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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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梁启超与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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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时代是20世纪,“爱国主义”的时代。以前尚未出现或是非常微弱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兴起并渗透,中国要成为国民国家是自明的目标。作为新时代旗手并成为领袖人物的,是刚才提到的梁启超。他在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致力于新闻事业,为爱国主义的普及和国民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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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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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为他写了评传并出版。当时他30岁,可以说还是个青年。他断言道:“四十年来中国的大事,几乎全部与李鸿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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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囯务。坐知有军事,而不知有民政。知外交却不知内治。知朝廷之存在,而不知国民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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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旧时代,展望新时代固然不错。把旧时代的责任推给李鸿章,挖掘他的短处来作为新时代的靶子,从立场而言也是无奈吧?让人无法认同的是,对其“不知”的夸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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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果真没有实施“民政”和“内治”吗?当时,还没有“国务”和“国民”的概念。把实施过的事情或是不存在的东西都判断为“不知”,是有意的虚伪、理论上的欺诈。这里不是对他人或先人的同情、共鸣基础上的历史视角,不过是为了匆忙让自己的观点正当化的政治思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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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家,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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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列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国杰夫人(张氏)、李经述的女儿、李经璞(李鸿章最小的女儿)、李经迈夫人(卞氏)、李经述夫人(朱氏)。中列为李经迈、李经述、李鸿章。前列为李国熊、李国煦、李国燕、李国杰。中列的经迈、经述是李鸿章之子。前列的四人是经述的儿子们。(摘自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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