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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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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与“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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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起到作用的，首先是城市的膨胀与变化。天津城市人口仅在19世纪后半叶的半个世纪，就增长了两倍以上。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增长，更多是大量的人口流入，同时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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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中，以领袖绅士为中心，盛行起所谓的“善举”，指的是扶贫、抚养孤儿、保护寡妇等慈善事业。善举的普及扩大，在当时是包括天津在内的城市社会的一种趋势，然而仅仅依靠它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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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的人口，是希望能够在此落脚并生存下去，人们期待到了天津就能混口饭吃。这也意味着天津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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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是中国的对外经济获得重组、扩大的时期。如果将统计数据进行单纯比较的话，1883年的贸易量为1.4亿两白银，20年后的1903年达到5.4亿两，增长将近4倍，远远超出了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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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因为大豆、羊毛、皮革、棉花、鸡蛋等以华北为主要产地的新的出口商品的增加。这段时期，比英国落后一步的欧美各国逐渐完成了产业革命，它们对农业产品的需要有所增大。天津作为拥有广阔腹地的一大集散地，例如羊毛、棉花的出口都呈现大幅度的增长，如此的贸易盛况和经济活力造成了人口流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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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口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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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的特产茶叶、丝绸以外的产品出口在这一时期急速增长。(出自木越义则《近代中国与广域市场图》，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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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棉花和羊毛出口（186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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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杉山伸也、Grove Linda编《近代亚洲的流通网》，创文社，1999年，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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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有利于维持治安，巡警等新政措施是必不可缺的。这些措施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措施的成本都大大超出以前，需要新的财源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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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衙门统治时期，例如修建道路和警察的运营等财源，都以捐款的“捐”为名目，向居民征收。当然，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负担，却只是临时性的，并不属于正规的法定课税。袁世凯也沿用了这一方法。居民之所以能够承受这一负担，也是由于外国贸易中天津经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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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即使是“新政”，其背后显现的经济活力，或是“捐”的负担，不仅仅是袁世凯的天津独有的现象。例如，前辈的张之洞在同一时期，致力于湖北、湖南的殖产兴业，改革币制、开采矿山并建设炼铁厂等等，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这些显著的功绩也都来源于汉口这一开放口岸不断增长的外国贸易，天津和华北也是一样。这些同一时间发生，绝不仅仅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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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与外国贸易直接挂钩的开放口岸的各省，为取得经济上的发展，采取了各自的政策措施。直隶的袁世凯和湖北的张之洞便是典型的代表。当时的所谓新政，是在各省督抚的领导下推行的个别举措，并不是整个中国实行的统一政策。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将会很难理解之后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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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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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六镇与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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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最大任务，还是首都周边的防卫工作。袁世凯也并不是仅仅管理好自己的大本营和任地就好了。义和团战争中武卫军被击溃，急需重新组建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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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的军政改革波及全国。负责治理各省的督抚将当地的现有部队改组为新式军队，并招募子弟加以扩充。尽管是效仿过去义勇军的惯例而结成的，但这些军队也被称为“新军”，与袁世凯的亲兵部队听上去容易混淆。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后不久，就把自己的部队改名为“北洋常备军”，之后又改为“北洋陆军”，后面我们就把他的部队称为“北洋军”，其他的地方部队称为“新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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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中央设置了练兵处，专管军制改革，袁世凯被任命为副大臣。主要负责的大臣是皇族的长老人物——庆亲王。不过，他其实形同虚设，袁世凯才是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事实上，这一军制改革便是以他的北洋军为基础、核心来进行设计和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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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军队被改编为全国性的新军是在1904年，而袁世凯的北洋军却更早就开始得到扩充改善了。他就任直隶总督时从山东带来的2万兵力，已经扩大到7万多人。它们被分为六个“镇”，驻扎在首都附近的要塞处。第一镇为北京的北苑，第二镇为直隶的保定，第三镇为吉林的长春，第四镇为天津的马厂，第五镇为山东的济南，第六镇为北京的南苑。“镇”指的是大约拥有1.2万人的师团，整体被通称为“北洋六镇”。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部队，而统帅袁世凯，此时说他是政府的头号人物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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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之所以着急对军队进行重组改编，当然与此时的局势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的东亚国际政治，焦点在于俄国势力在东三省的急速扩大，以及对此感到危机的日英两国的动静。以义和团事件波及东清铁路为由，俄军占领了东三省后却迟迟不肯退兵。担心俄国南下的英国和意图确保其在朝鲜半岛势力的日本，1902年结成了日英同盟对抗俄国，并施加压力强迫俄国和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然而，由于俄国未能履行这一条约，又在东三省和朝鲜的利害关系上未能与日本达成妥协，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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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的主战场位于旅顺到奉天之间的辽东地区，此处正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即使如此，清朝政府仍然未能阻止日俄的行动。这么一来，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站在某一方，要么保持局外中立。此时，为了将交战国限于两国之间，并把战火限制在东三省，不让其他列强和整个中国卷入战争，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提议并实现了局外中立。如果本身不拥有一定的武力，很难维持中立的立场，可见，以北洋军为中心改革军制和增强军备，其意义显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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