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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一 天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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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其最后一篇纪事,也就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全书倒数第二篇,名为《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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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的形式有些特殊,虽然在前面也讲了一些发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讲春秋战国以迄汉武帝时期全国各地区域地理的特征和重要的经济都会,而且在记述人物时,同样非常重视反映这方面的情况。用现代的术语讲,这些内容犹如一篇区域地理志。例如,上面刚刚举述的对江南区域经济总体水平的概括和描述,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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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贸易通商的情况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谈到了范蠡居陶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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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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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非常重要。1958年,史念海发表《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专门阐释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的经济地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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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一篇经典性名作。这篇文章主要是从交通地理角度,对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得以繁荣的独特区位优势,做了系统的阐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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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陶这个地方,位于战国时期魏国东迁以后的区域之内,而魏国之所以会放弃富庶的晋西南汾涑流域,把都城转迁到这一地区的大梁,首先就是因为这一地带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东旧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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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史念海编制《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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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载苏秦为赵之合纵说魏王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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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卢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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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多一个人,就意味着增加一分财富。所以,史念海就此论述说,从中“可见魏国的富庶和农业的发展”。这里与地广人稀的豫章郡,正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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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西汉昌邑国(图上标示昌邑国后来改称的山阳郡)附近地区地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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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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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之外,在交通地理位置方面,陶还有更为独特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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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这一带有一条很小的河流,称作“菏水”。“菏水”曾见于《尚书·禹贡》的记载,这就是后世通行本《禹贡》在讲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贡道时所讲的“浮于淮泗达于河”,其中的“河”字,实际上指的不是今天称作黄河的“河水”,而应该是在讲这条以“菏水”为名的水道。通观清代以来的各项研究,《禹贡》这句话,实际应该订正为“浮于淮泗通于菏”。这条菏水,上源承自菏泽,故亦称“菏泽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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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水上源所出的菏泽,在巨野泽的西南方,临近定陶。实际上与巨野泽一样,菏泽也是在济水(泲水)河道上澭出的湖泊,不过水面较巨野泽要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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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水从菏泽流出后,向东,注入泗水上游河段。泗水上游,有两条支流:一条是菏水注入的水道,称作泗水;另一条,是沂水。这两大上游河流,在秦汉下邳县附近,合而为一,汇合后亦称作泗水。也就是说,泗水是干流,沂水则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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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这条小小菏水的重大作用和它的性质了:它是沟通黄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条人工渠道。据《国语》记载,菏水的具体开凿时间,应当是春秋末期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当时吴王夫差为争霸于中原,遂“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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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面的黄河来说,菏水的上源济水(泲水)是从黄河干流分出的汊流。连通了济水,也就等于连接了黄河航道。对于南面的淮水来说,情况更为简单,因为泗水就是淮河左岸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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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条水上航道,菏水的重要性,还远不止于此。通过黄河水道,不仅能够和黄河中游一些地区(诸如洛阳)直接联系,而且还可以通过后来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向其两岸地区以及鸿沟水系内其他水道辐射,沟通中原很大一片富庶的区域。其西南侧,甚至可以一直连通汝水航道,进而改行陆路,接通与南阳盆地及其以南的江汉平原等地的交通运输联系[10]。而沿菏水进入淮水之后,不仅直接连通这个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而且还可以由此进一步南下,接通与长江航道的联系。这是因为在春秋末年,吴国就在江淮之间开凿出了著名的邗沟,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业已通航在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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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曾描述魏国形势是“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12],而上述情况表明,陶至少是四方诸侯之国“条达辐辏”于魏地的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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