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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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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厄中的思索，攪得周天寒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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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和討袁革命失敗，陳獨秀逃亡上海。當時許多革命志士在一場革命失敗後，有的悲觀失望，甚至自殺；有的消極厭倦，從此遠離政治；有的雖不屈不撓，卻只會重覆前轍，從失敗走向失敗。陳獨秀與一般人不一樣：一邊把精力轉到喜愛的文字學或其他研究的純學術領域，打發革命低潮時期的寂寞歲月，一邊總結失敗教訓，尋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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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個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一個思想家、革命家及學者相結合的複合型人物，具有領袖與書生雙重人格。學者的求實品性，使他在政治鬥爭中具有耿介和光明磊落的作風，但不具有政治領袖所必需的策略手段；他能擦出思想火花，但他不會使其燎原，更不能創造系統的理論。這是他的人生充滿喜劇與悲劇色彩的重要原因。同時，學者的特殊生活，能使他在革命中飽受折磨和疲憊的身心得到療傷和休息，重振起老戰士的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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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一生大部分時間裏能維持這樣革命家與學者的生活，得之於一個同鄉至交汪孟鄒的幫助。安徽都督府組建時，受舊傳統的影響，不少人靠「裙帶關係」弄了一官半職。汪見陳任都督府秘書長，也動了這個心思，特地從蕪湖來到安慶，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裏許多朋友都勸我出來做事，仲甫卻大不以為然，一定要我回蕪湖做生意」。與此同時，「他和柏文蔚商量，要幫我的忙，湊點股子，再到上海開書店。」[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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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這樣語重心長地囑咐過汪孟鄒及其侄兒汪原放，不要從政和參加實際的革命鬥爭。在延年、喬年犧牲後，他還囑咐三兒子松年，千萬不要參加革命，學一門手藝過生活（後來學了木匠），為陳家留一根香火。說明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人物。果然，汪孟鄒到上海開了一家名為「亞東圖書館」的書店，主要經銷新式圖書，同時又是一個出版社，出版新式圖書。討袁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逃亡上海，利用這個關係，結合自己的知識和興趣，為其編寫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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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鄒(1878～1953)，1913年到上海，獨資創立亞東圖書館，任經理，十年後設立編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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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絕頂聰明，學識功底又很深。所以，才花幾個月功夫，在1913年冬就寫出一部文字學書稿《字義類例》。此書內容共分十類：假借、通用、引申、反訓、增益、俗誤、辨偽、異同、正俗、類似。類後有目，目下舉例。前文講過，他還編過《模範英文教本》。第一、二冊，定價每冊五角；第三、四冊，「在編著中」。以每冊五角計，全書為二元。當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月薪才八元，看來這部書不便宜。據汪孟鄒說：這部書只出了兩冊，因為生意不好，第三、四冊一直沒有「編著」完成。陳獨秀當時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解釋說：「僕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擱筆，靜待餓死而已。」[63]《字義類例》直到1925年才出版，《模範英文教本》的命運又是這樣，那麼，靠編輯為生的陳獨秀全家（包括高君曼及兩個兒女——1912年生的陳子美和1914年生的陳哲民即陳鶴年），自然就斷絕了生機，只能「靜待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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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是瞭解並看重陳獨秀的才識的。1914年5月，他在東京創辦《甲寅雜誌》，特邀陳獨秀襄助，繼《國民日日報》後，二人再度合作。不過，《甲寅》出了四期、1914年8月後移到上海出版時，陳、章士釗合作的「蜜月期」結束了，二人從此分道揚鑣，後來竟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此後，章士釗當了段祺瑞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參與了對1926年「三一八」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為此，陳獨秀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多次表示與他絕交。儘管如此，在1932年陳獨秀因反蔣抗日而被捕後，章士釗自告奮勇地要求為陳做辯護律師。在法庭上，二人又演了一齣翻臉的傳奇。緩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續到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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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章士釗和當時整個輿論界瞠目結舌的是，陳獨秀在《甲寅》第4期上第一次用筆名「獨秀」發表的政論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這篇文章是作者十幾年來為救國和革命奔波不斷受挫後的初步總結。他批評國人只有傳統的盲目的「愛國心」，沒有建立近代國家的「自覺心」。這種素質，必然導致亡國滅種。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當時根本沒有近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家，即「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所以無所謂亡國不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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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責問道：愛國，愛國，天下許多罪惡假你之名以行之！陳獨秀明白，要抵抗政府手裏的「愛國」武器，乞靈於法理（即區別「政府」與「國家」）是沒有用的，分別甚麼「真愛國」和「假愛國」，也是沒有用的；必須進一步檢討：甚麼是國？如何去愛？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是探討這些問題的。雖然答案在第二年辦《青年雜誌》時才找到，但文中嚴厲批判了幾千年來傳統的愛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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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彈，雜誌收到十幾封信，詰問斥責陳文「以為不知愛國，甯復為人；何物狂徒，敢為是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甲寅》這一號出版後，雜誌停刊了幾個月，直到次年五月以後才在上海復刊。雜誌遷移，與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有關。因為，這年5月出版的第五號第一篇論文《時局痛言》就是評論此次「國恥」的。到了8月，《甲寅》出第八號，不能再不答復讀者的抗議了。可是章士釗在答復時，除了那一句罵陳獨秀是「狂徒」的話外，只發表了李大釗的一封，顯然，這時李與陳還沒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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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數投信者的意見。因為信的內容寫得很委婉，雖表示抗議之意，卻無斥責之辭。信的標題用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以與陳文對應，批評陳文是「厭世」的，「傷感過甚」，「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辭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響「甚鉅」；認為方今政象陰霾，眾生厭倦，「作者之責在於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激吾民之覺悟」。同時，李大釗也似乎感悟到了陳文有「言外之旨」，但它為「未為牢騷抑鬱之辭所盡」，「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為厭世之雲霧所迷」，於是，他試着來「申獨秀君言外之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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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仍舊是把「愛國」置於一切之上，認為惡國家究竟勝於無國家。李與陳從第一次文字接觸，就表現出兩種不同的風格：李是厚道而理智，陳是機智而狂飆。李的議論固然不錯，但流於老生常談。當時中國風雨如磐，正需要驚世駭俗的吶喊和狂飆，不需要厚道理智的老生常談。當然，當革命高潮到來時，機智與厚道、理智與狂飆就應該相得益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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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機智，就在於針對當時的形勢，採取了「正言若反」，「故聳危言」的手法，向昏睡中的國民大喝一聲。但是，這一聲能不能喚醒國民？如何讓中國人培養起「近世國家觀的自覺性」來？他自己在當時也沒有找到答案，只知道十幾年來奮鬥的經驗證明，直接、單純地從政治革命入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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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李大釗的文章發表時，已是陳文發表八、九個月之後了。這時，中國論壇風氣有很大的變化，因為發生了「二十一條」事件。人們看到陳獨秀的話完全應驗了：袁世凱這個惡政府，的確是亡國的政府；這個自稱是國家的惡國家，的確甚於無國家。那麼我們為甚麼要忍受他的高壓統治呢？「自覺心」果然起來排擠「愛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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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陳獨秀結識了三個以後對他的人生有深刻影響的朋友：李大釗、吳虞和易白沙。李大釗與陳獨秀看來是以文會友認識的，除了那篇《厭世心與自覺心》與《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對話外，李還向《甲寅》寫過其他稿件。作為編輯，陳獨秀當然會通過其文認識其人。後來，二人在新文化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和進行第一次大革命等一系列改寫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上，攜手合作，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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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虞（又陵）是新文化運動中以「打倒孔家店」聞名的「蜀中名宿」。陳獨秀說，吳的一組《辛亥雜詩》就是他選載在《甲寅》上的，「且妄加圈識」。陳對吳十分「欽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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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白沙與陳獨秀是同在《甲寅》的編輯。按說，陳與易應該在安徽都督府時期就認識。維持都督府的主要武裝是韓衍組建的青年軍，而易白沙是青年軍三個分隊長之一。不過，沒有留下當時二人交往的任何史料，說明即使認識，也過往不深。在共同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過程中，陳十分欣賞易的才識。1915年6月陳回國時，易與同往，成為陳創辦《青年雜誌》的主要助手。不過，1917年初陳獨秀赴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並帶走《新青年》時，易沒有同往，先後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天津南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任教。因見政治日漸黑暗，憂國憂民，不能釋懷，於1921年端午節在廣東新會投水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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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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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樾：〈暗殺時代〉，《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19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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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與吳樾是桐城同鄉，1902年留學日本警察科，畢業回國後，清廷賞戴花翎及知府銜，但他暗中與陳獨秀等一起從事革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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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嘯岑：〈吳樾烈士事蹟〉，《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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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孫傳瑗：〈安徽革命紀略〉附言，《學風》月刊，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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