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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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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寫作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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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陳獨秀發起文學革命時，都懷疑中國文學界有創造新文學的能力。《新青年》創刊後，也一直注重發表譯著。但是，後來發現「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範，譯西文又未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43]於是陳獨秀又熱心推動本國新文學的創作，終於點燃起又一支文學革命的火炬——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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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見《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學革命」，但內容卻長於議論，文學作品又只注重發表周邊的譯作，且全是文言文，沒有本國文學作品。所以，他不客氣地說自己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發表，「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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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從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痛苦摸索，魯迅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後一系列鬥爭的失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寂寞就象「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使他「太痛苦」。「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辦法就是「鈔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45]要不是陳獨秀的喚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說，將在「昏睡中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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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啟明）不僅勤於譯寫，而且是陳獨秀與魯迅（周豫才）之間的牽線人。陳知道魯迅的才華後，即派周作人或錢玄同多次前去啟發尚處於極度悲觀中的魯迅，並一次次約稿，催稿。魯迅這才「一發不可收」。據周作人說：陳獨秀讀了魯迅第一篇小說稿《狂人日記》、《藥》後，就表示：「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認為這是真正的白話文，好極。他據此說，陳獨秀的「眼力是很不錯的！」後來又根據陳的意見，把魯迅這時期的小說「集攏來重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編成，第二年出版，這已經在他說話三年之後了。」[46]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1919年「五四運動」及1920年籌備共產黨，新文化陣營分裂，《新青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後，胡適等人不寫或很少給《新青年》投稿，陳獨秀還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47]其急切誠懇之情不亞於當年請在美國的胡適寫稿。1933年，陳獨秀因進行反蔣抗日活動被國民黨關在監獄裏。魯迅在談到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還這樣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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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五部小說，還有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完全奠定了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中表示要為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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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陳獨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個戰士，把自己的小說稱作「遵命文學」：自己是「遵命」而作，「吶喊」向前，一掃此前的那種消極悲觀情緒。他把陳獨秀視為「革命的前驅者」和「主將」。他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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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指出的是，陳獨秀不僅推動魯迅寫小說，也帶動他寫「隨感錄」——雜文。當陳已經發表大量隨感錄的時候，魯迅還較少注意這種文學武器的形式。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才看到他寫的兩則隨感錄。新文化陣營分裂後，隨感錄的稿子少了。陳寫信對周作人說：「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個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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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講的是當時的實情。從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開始，陳獨秀帶頭，創造了一種稱為「隨感錄」的時事雜文形式的短文，針砭時弊，嘻笑怒駡，似匕首投槍，極富時效性和戰鬥力。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開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隨感錄，全部署名「獨秀」，好孤獨呵！所以才有上述呼籲。可是，他沒有想到，魯迅後期成了寫雜文的「專業戶」，而其風格完全是與自己的「隨感錄」一樣的。說魯迅的雜文受陳獨秀的帶動和影響，似不為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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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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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陳獨秀與諸位新文化運動幹將看，每位幹將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識，陳則充分發揮、運用、呵護每個成員的專長，起到了「總司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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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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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的呼號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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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大前，陳獨秀在安徽高等教育學校做過教務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的任命中稱為校長）。因推行教育改革，為保守派所阻，最後甚至被其策動的學生所驅逐。在他和應溥泉後繼任該校教務主任的周越然，這樣生動地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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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等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在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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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麼？——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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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我決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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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你竟不答應，有甚麼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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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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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那末，你太野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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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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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鈞一髮』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蹤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教務由我主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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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1911年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驅逐，只是第一次。以後一次是1919年離開北京大學，一次是1921年辭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教育革命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社會革命不成功，單獨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為革命家又怎麼能不關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呼號、就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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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從小厭惡舊教育，抵制為了參加科舉、當官而讀四書五經，習八股文。科舉廢除後，為了升官發財而教育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僚養成所」。所以，陳獨秀首先從聯繫教育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教育與青年成長的關係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徹底否定舊教育，提倡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