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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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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史太林當作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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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當時被蒙在鼓裏的陳獨秀在鮑羅廷和國際代表的監督下，對來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訓令還是儘量執行，並設法努力減少黨員和工農民眾的犧牲。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了一系列重要的應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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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的莫斯科指示。陳獨秀說：「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國民黨」；「武漢國民黨已經跟着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鮑羅廷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許。」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瞿秋白「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63]瞿秋白總是緊跟莫斯科。俄羅斯著名的研究共產國際和中蘇關係專家潘多夫（A.Pantsov）在2004年6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演講，介紹他看到的一度開放又很快封閉的莫斯科秘檔時說：「夜裏，瞿秋白很虛心地與陳獨秀討論領導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白天，他就按照國際代表的意見批判陳獨秀。」——這裏，不是說瞿秋白是個兩面派，而是說瞿秋白經常是個矛盾的人。直到最後犧牲前寫的《多餘的話》，他敍述了在這種矛盾中工作和生活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令人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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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再次表現了陳獨秀、瞿秋白等這幫人書生氣的可笑與窩囊。當時，不管是中共退出國民黨，或是退出國民政府，決定權都不在中共中央手中，而在莫斯科手中，最後又取決於國民黨。莫斯科已經指示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中共如何抗拒！汪精衛若像蔣介石決心分共，哪由你不退出！所以，結果是先服從莫斯科退出國民政府，後被汪精衛趕出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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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可笑的是討論攻克鄭州後的北伐戰爭的去向問題。鮑羅廷、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張東征蔣介石；羅易、譚平山主張南伐廣東李濟深；蔡和森主張先解決兩湖問題，認為：「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話！」這種爭論所以可笑，因為軍事決定權根本不在他們手中，而在即將反共反蘇的軍事將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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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陳獨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張國燾舉行「中央常務會」，討論通過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意見起草的《提高反帝運動通告》，並以中共中央秘書廳名義發出《致上海區委的信》：加強反帝運動以刺激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然後「在抵抗武裝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64]真是煞費苦心，想曲線救革命，貫徹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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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通告和信發出後，蔡和森又「自己感覺不正確」——「顯然表示一種沒有出路的冒險主義拼命主義的精神，於是又提議政治局全體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復議。但是，陳獨秀兩次召集擴大會議，均遭抵制，「二次都只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見，陳獨秀此時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陳本人倒是坦然地說：「反帝運動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何必再三討論。」在蔡和森的堅持下，28日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此問題時，還未離華的羅易（中共還不知道莫斯科調離羅的指示）嚴厲批評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險」，是「要用反帝鬥爭取代階級鬥爭」；「這不是領導無產階級去爭取勝利，而是去遭受屠殺」。但當會議決定否決這封信時，秘書廳說已經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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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著名革命先驅，早期理論家，新民學會創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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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封信發出不發出，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信發出後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調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壞的黨組織，成立以他為書記的「中共江蘇省委」時，與組織部長郭伯和、宣傳部長韓步先一起被捕，然後，由於韓的叛變，陳、郭身份暴露。陳從獄中給汪孟鄒寫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請胡適設法營救。胡表示「我一定營救他」。但與陳獨秀同樣書生氣十足的胡適，卻把信交給了吳稚暉，說明他根本不瞭解吳。對共產黨和陳氏父子恨透了的吳稚暉立即報告蔣介石（一說密報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並說延年比其父親陳獨秀還更可惡，催促迅即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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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陳延年、郭伯和即被殺害。而且，接替陳延年任代理書記的趙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殺害。對於中共來說，像陳延年、趙世炎這樣的幹部，是當時在第一線戰鬥的最優秀的高級領導幹部。真是損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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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不斷地流血犧牲，中共中央、聯共及國際代表則越加分裂，以致於癱瘓。羅易走後，鮑羅廷雖然是羅易冒失行動的第一個犧牲品——6月17日被武漢國民黨中央解除顧問職務。而黨內在土地革命與北伐問題上，繼續爭吵。——但他在漢口的住宅還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的地方，於是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經常開會的場所。鮑借此經常發洩對羅易和其他國際代表的不滿。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鮑又發表長篇演說：「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羅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國「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的可能……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斯大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於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前是國際主席）的遺產太壞了。以季諾維也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斯大林的政策難於實行」。[65]這裏，鮑羅廷也在搞文過飾非。實際季任國際主席時，史太林的政策與國際政策是一致的。鮑羅廷也是積極執行了的。不過鮑的這些話卻道出了國際執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國政策的要害：「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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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鮑羅廷與羅易之間左右為難，同時，為了執行退出國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國際代表、中共黨內以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為代表的激進派之間受盡了隔板氣、在國民黨與革命群眾之間受盡隔板氣。但是，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只要他在位一天，就要積極奮鬥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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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國民黨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項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討伐長沙叛亂；武裝農民以防禦反革命叛亂等。[66]14日，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的名義發出通告，指出：「分地運動是貧農要求解決生計問題的迫切表現，其起源則在減租減息的運動，但我們黨不能放任他們自由做去。分地雖然是必不可免的階段，但在將來革命已有新的發展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了鞏固的聯合戰線時，可由沒收而均分，然後再走上土地國有的道路……至於現時的聯合戰線，還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真正聯合戰線，國民政府及其軍官之中還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於大地主的少數分子在內。現在減租減稅的運動和解決一部分貧農的生計問題，都是將來解決土地問題之準備而已」；「鄉村中之聯合戰線，當以貧農為中心。領導中農富農並吸收小商人手工業者。同時，對小地主革命軍官讓步。農民協會對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須儘量擁護。領導他們向大地主土豪劣紳鬥爭」，這樣才不會「使他們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至於農民內部，應注意「會黨」問題，「農協中不應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會黨」，但不能放任他們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領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們遊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來指導農協的運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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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農民運動高潮中，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相當氾濫氛圍中，出現這樣一個文件，提出如此理智的形勢分析和策略，實在是難能可貴。與當時毛澤東所寫的無條件歌頌過左的農民運動「好得很」，特別歌頌主要是流氓無產者（遊民）組成的農民領袖「革命先鋒」，形成鮮明對比。因此，這個《通告》又遭到來自左的方面的責難，而無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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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在無休止的爭吵中，6月29日，終於等來了又一個武漢重要將領何鍵的「反共訓令」：呈請武漢國民政府及唐生智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68]驚惶失措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了拉住武漢國民黨，阻滯其急驟右轉，通過了一個「十一條政綱」的決議：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不含聯合政權的意義」；參加政府的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執行國民黨決議和國民政府的法令；「工農武裝隊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為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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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接着被莫斯科派來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稱為「退讓投降」、「機會主義」「集大成」的十一條政綱，王若飛說是陳獨秀起草的，張國燾說是鮑羅廷根據莫斯科的電令起草的，蔡和森說是瞿秋白起草的。不管是誰起草，應該說既貫徹了莫斯科的有關指示（如工農武裝編入張發奎的軍隊），又考慮到保護工農武裝的利益，是比較理智的選擇，但是，它顯然不符合「緊急指示」的「拼命主義」「冒險主義」的精神。所以，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在7月3日的會議上，贊同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中央的路線，於是與陳獨秀吵了起來。陳獨秀說：「共青團根本沒有權利提出政治決議案」。任弼時說：「青年國際代表在場，他可以說一說，共青團是否有這種權利。」陳獨秀說：「青年國際不應當干涉，他在這裏是客人，他不應當進行干擾。」當時許多同志在討論中，「對黨的缺點進行了批評」。陳說：「這不包括在議事日程在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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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傳統黨史就把陳與任的這次吵架反復渲染，以說明陳獨秀的「家長主義」作風和「右傾機會主義」罪惡。請問，任弼時不過是重複了上述羅易和共產國際的意見，有操作性嗎！能挽救革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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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舉行常委擴大會議，陳獨秀與毛澤東、張國燾、蔡和森等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湖南省工農革命力量問題時，會議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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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甫：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各軍招兵問題。他們要辦工會或農會，我們可以不客氣的多將群眾送給他們，但要保存與農會的關係以維持階級性革命性。每個招兵告示出來應與農會接洽，因各軍政治部我們都有人。這樣我們可以使農民武裝化，不然我們只是空叫農民武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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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省農協二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條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給養可以賣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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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即張國燾）：以為可以上山，但不必與C.P.發生關係，可以搶富濟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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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甫：不能如此。槍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黨部應用大力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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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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