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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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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思想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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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有些意見出於托洛斯基理論的黨派偏見，不盡正確，如中共發展的前途（能否奪取大陸政權），蘇聯最後與同盟國聯合打擊法西斯等，都沒有說對；對中國抗戰前途，由於當時處於最艱苦的時期，表現出悲觀，情有可原。當擺脫黨派偏見而獨立思考時，他的驚世之言和偉大預見就會大放光芒。這些思想，是在最後幾年與上海托派極左派領導集團的爭論中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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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入川後，國內外戰爭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國內，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大潰敗。蔣介石把重慶定為「陪都」，憑藉川、雲、貴天險，防守待變，其軍事實力受到嚴重削弱之後又繼續衰弱下去。而在各地與共產黨的摩擦事件如「皖南事變」等不斷發生，加劇了民族危機，並且不關心民眾疾苦，任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逐步喪失民心。中共則深入敵後日佔大城市及交通線以外的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實行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共、國、中間勢力各佔三分之一的抗日聯合政權），利用「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籠絡廣大中間勢力和知識分子，為它日後的壯大奠定了基礎。國際上，自稱社會主義的蘇聯為自保，對付英美的「慕尼克陰謀」，不惜與魔鬼握手，1939年8月和11月，先後與德國、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在這年冬天（11月30日）又藉口邊防安全（保障列寧格勒），大舉入侵小國芬蘭，引起國際公憤。[42]1940年9月，德日意結成軍事同盟。1941年6月，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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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關心政治和人類命運的陳獨秀，在專心進行文字學研究的同時也不時發表議論，有時在報刊上直接發表，有時是他給表弟（時在雲南某師範學校教書）濮清泉（筆名「西流」）信與文章並由其轉給上海的托派朋友王凡西、鄭超麟等。這些後來被稱為「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的文字，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與此相關的抗戰前途和蘇聯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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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戰爭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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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執行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失敗主義」，從而引發統治危機，造成革命時機，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托派中央堅持所謂列寧的「失敗主義」和「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的路線和口號，宣揚在抗日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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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給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見》等書信和文章中反復批判這種論調。意思是，不僅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發生。他列出以下幾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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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會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勢。最荒謬的是把反動的局勢，說成革命局勢……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窮愈革命』的胡說。『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這一物理現象，雖然也可以應用於社會，而必以被壓迫者有足夠奮起的動力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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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產階級的群眾，不會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鬥爭遭到嚴重失敗之後，或社會經濟大恐慌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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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產階級沒有適合於其社會條件的充分數量，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和別的居民沒有甚麼大的不同。（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國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佈『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沒有震動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戰自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它發展到第二階段之開始，即是由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之開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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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國的革命力量，已為史大林派摧除乾淨」，「各國的資產階級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經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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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認為，中國抗戰只能寄希望於英美等民主陣營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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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45]「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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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陳獨秀囑西流轉寄的上述書信時，火冒三丈，「覺得在政治責任上不容許再事沉默」，作出了「決議」，[47]指出：「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現的根本思想是：這次世界大戰決非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因此，他公開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國主義方面，反對革命的『失敗主義』，反對『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反而證明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是正確的。所謂「失敗主義」和「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策略既不現實，又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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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於民主與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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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給西流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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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義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和格柏烏政治。[48]此次（大戰）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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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特別聲明：「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這些意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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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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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如果說無級（即無產階級——引者）民主與資級（即資產階級——引者）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瞭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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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而發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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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謂「無產階級獨裁」（中共稱「無產階級專政」——引者），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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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的助成這一退步的人們，都是反動的，不管他口中說得如何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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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主國與法西斯之顯然限界，請看下列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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