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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文成于思,思源于学,学积于勤,勤决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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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秦红增[1]答/胡安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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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代人类学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学术界通常把当代人类学划分为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为社会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其中,语言人类学将语言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学研究中,是对符号或特殊语言形式与过程联结到社会文化过程的诠释。人们通常认为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有四:作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的语言;作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语言;作为历史记忆的语言;作为话语权力的语言。语言人类学从没有间断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研究,在学术传统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过语言人类学的视野,我们不仅能够对中国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远古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解读,而且能够认识和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脉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语言的存在是一个与人类生息同步的过程,它与社会和文化共生,不断发展变化,并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意义,在历史长河中记录文化。所以,胡安顺教授所从事的“人类语言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人类学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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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胡教授,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据我所知,音韵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向有“绝学”之称。由于专业性强、读者少,音韵学书籍的印数一般都较少,再版重印的机会更少。但您的《音韵学通论》自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已第9次印刷,平均每年重印一次,印数达4.6万册。发行量如此大,我想一定和大作的特点有关,请您谈谈大作的特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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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首先,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的厚爱表示衷心感谢!您说得很对,拙作的发行量之所以较大,我想也是和其特点有关。在我个人来看,拙作的特点主要有五:一是内容比较全面,既包括了音韵学的基本内容——上古音、中古音、等韵学和近代音,又涉及中古音到今音的演变、古入声字的辨认、音韵学的应用等问题;二是表格较多,共含大小表格65张,这些表格将一些不易用语言说清楚的问题展示出来,读者一看就明白;三是较全面地反映了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同时融入了个人的一些研究体会;四是未涉及一些有争议的内容,如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切韵》的性质、《切韵》音值的构拟及元音系统等;五是语言比较通俗。关于拙作的特点,著名语言学家、北师大资深教授王宁先生曾对拙作前身《汉语音韵学通论》写过一篇评论,题为《一部有特色的音韵学著作》,刊发在《陕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我觉得王先生的总结很到位。当然,其中一些褒扬的话可视为对拙作的要求和希望,敬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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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您做了这样详尽的介绍。听说您的大作《汉语辅音韵尾对韵腹的稳定作用》在《方言》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不仅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语言文字》转载了全文,而且不少学者都引用了其中的观点,请您具体谈谈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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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拙文的基本观点是:在辅音韵尾存在的条件下,汉语入声韵和阳声韵的韵腹相对稳定,规则性较强;韵尾一旦脱落,韵腹便会失去稳定性。阴声韵由于没有辅音韵尾,韵腹不够稳定,规则性较弱。由此得出结论:汉语辅音韵尾对韵腹具有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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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一结论有什么应用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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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用价值是多个方面的。例如,关于《中原音韵》中入声韵是否消失的问题,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入声韵已经消失,另一种看法是没有消失。中古时期入声韵是和阳声韵相配的。根据本文的结论,假如《中原音韵》中入声韵没有消失,那么中古入声韵与所配阳声韵的韵腹在《中原音韵》中也应保持相同。因为直到今天,在一些有入声的汉语方言中,二者仍然是保持相同的,例如“唐、铎”二字,中古一阳一入相配,拟音为[ɑŋ]、[ɑk],今广东龙川客家话的读音分别为[ɔŋ]、[ɔk],韵腹相同。再看《中原音韵》,原入声韵与所配阳声韵的韵腹大多不能保持相同,例如“唐”属“江阳”部,拟音为[aŋ],“铎”属“歌戈”部,拟音为[o],韵腹差异甚大。由此可见,《中原音韵》中入声韵肯定已消变成了阴声韵。又如,关于上古汉语有无去声韵问题,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上古有去声;一种认为没有,这种看法认为中古去声字(阴声)在上古读作入声(或叫“长入”),只是到中古变成了去声。根据本文的结论,阴声韵易于发生变化,入声韵在韵尾脱落后也容易发生变化,因此上古相配的阴声韵和入声韵,其韵腹到中古不可能一一保持相同。用此结论去检验,结果发现上古与阴声韵相配的长入声韵(中古去声韵)到中古一般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长入声韵并没有按照入声韵的规律发展,而是按照阴声韵的规律发展,故结果相同。例如“豪、号、铎”三字,“豪”在上古属“宵”部,“号、铎”在上古属“药”部(“号”属“药”部是按照“古无去声”的说法),“宵”、“药”相配。到中古,“豪、号”二字除声调外,韵母全同,拟音均作[ɑu]。由此可见,中古去声字在上古读作入声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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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谈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但您解释得很清楚。另外,我听说“音同义通”在汉语研究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我想请您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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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近年来,我对前人有关汉语“音同义通”的提法有一些思考,但还很不成熟,因为要想对此问题作出准确回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人提出汉语“音同义通”的证据是举例性的,我们对此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证据也是举例性的。准确的回答需要建立在对汉语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我认为“音同义通”是汉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许多同音字(包括一些近音字)的意义都是相通的,但不是所有同音字的意义都是相通的,而且音同而义不通的情况占多数。根据我的观察(《汉语音义关系新论》,2008),汉语的音义关系共有四种,即“音同义通”、“音同而义不通”、“音不同而义通”、“音不同义亦不通”。“音同义通”的例子如,“漂、飘、摽、瞟、剽、嫖、骠”等字读音相同或相近,作为动作都有“斜”义。关于此问题,前人的证明很多。“音同而义不通”的例子,如“句、鉤、笱、耉、痀、拘、袧、跔、怐、翑、朐、軥、玽、驹、岣、枸、佝、苟、蚼、豿、够、雊、呴、訽、鮈、泃、眗、劬、鸲、斪、絇、鼩、竘、姁、昫”等35字都以“句”为声符,读音相同或相近,其中“句、鉤、笱、耈、痀、拘、袧、跔、怐、翑、朐、軥”等12字含有“曲折”义,另外23字则基本与“曲折”义无关,如“玽”义是“次于玉的石头”,“驹”义是“小马”。“音不同而义通”的例子,如“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这组字都有“至”义,其中只有“到、吊”二字的古音是相近的,其余字的古音均不相同。“音不同义亦不通”是一般语言共有的现象,例子就不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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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汉语“音同义通”的特点对古书的训解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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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意义很大。训解古书的一个重要方法叫作“因声求义”,即透过字形、通过读音去探求字义。这一方法基于汉语“音同义通”这一特点,所以才奏效的。清人及近代学者在古书训解方面成就辉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重视“因声求义”的运用。例如《说文解字》释“兄”的本义为“长”,杨树达以为“殊无义理”(参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兄》)。根据字形,“兄”字从儿从口,应是“祝”的初文。《汉书·越世家》:“家有长子曰家督。”“督”与“祝”古音同,杨树达据此认为“家督”就是“家人之主祝者”,进而得出结论:“兄”的“兄长”义是由“长子主祝”引申而来的。显然,杨树达的说法既契合字形,又近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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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音同义通”对于古书的训解意义很大,那么,揭示“音同而义不通”这种现象对于古书的训解也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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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有。由“音同义通”而产生的“因声求义”是训诂的利器,但是,这一方法被一些人滥用了,例如《出师表》“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中的“不毛”,20世纪40年代有人认为是缅甸的“八莫”,根据是“八莫”与“不毛”音近,这实属荒谬(参见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关于古音通假》)。“因声求义”之所以会被滥用,我想主要原因是对汉语的音义关系缺乏全面了解,误以为凡是同音字或近音字其意义都是相通的。如果我们知道汉语音同或音近的字其意义大多是不相通的,就会审慎地使用“因声求义”之法,多方求证,避免滥用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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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有意思。胡教授,我听说您和郭芹纳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很有特色,请您谈谈这部教材的基本内容及特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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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这部教材是我主持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师教改重点项目成果之一,字数80万,分上、下两册,包括绪论1篇、通论16篇、文选116篇、思考与练习12套、附录13个。全书共分12个单元,各单元包括文选、通论、思考与练习、参考文献、附录五个部分(少数单元无附录)。教材在坚持理论和感性知识相结合的前提下,加大了改革力度,突出了实用性、知识性、系统性和学术性。具体特点有12个方面:①散文的入选量较大,未收《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诗歌作品;②侧重收先秦两汉的文选;③酌收反映儒家和古代语言学家事迹的文选;④文选注释同时设有古注加今注、纯古注两种类型;⑤注释简明扼要,给教师发挥留有较大空间;⑥部分文选配有示意图或实物图片,如战争示意图、兵车图、兵器图、八卦图、碑刻拓片等;⑦通论部分设有研究概况的介绍;⑧通论的用例较新,尤其是语法部分;⑨思考与练习题较多,含有论述题和课程论文选题;⑩各单元之后附有参考文献;⑾附录较多,包括深入学习所需的一些基本资料,如“汉字结构分析举例”、“《佩文诗韵释要》选”、“文体文选”、“中国古代语言学家选”等;⑿采用竖排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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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根据您的介绍,这部教材的内容确实很丰富,也很实用,特色鲜明。不过,采用竖排版式,学生会不会接受?另外,文选注释简要,练习题较多,这会不会增加学习的难度?尤其对于自学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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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教材采用竖排版式,目的是增强教材的实用性,因为古代典籍都采用的是竖排版式。通过竖排版式,可以使学生在阅读古籍时少一个适应的过程,这对提高古籍阅读能力是有帮助的。对此问题我曾做过一些调查,不少任课教师和学生都反映,开始不太适应,大约两周以后就适应了,而且认为《古代汉语》本来就应该采用竖排版式。这就像《古代汉语》采用繁体字一样,学生开始不适应,不久就适应了。教材自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以来已再版1次、重印5次,被许多高校所采用,这说明读者对本教材的内容和排版是认可的。您所担心的第二个问题确实存在,文选增多,注释简要,用例更新,习题加大,不但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也会给教师备课带来一定麻烦。不过此问题我们已基本解决了。我们针对本教材组织编写了《古代汉语教学参考》一书(许征主编,胡安顺审定,中华书局,2006)。《古代汉语教学参考》的主要内容是翻译了教材中的所有文选,解答了“思考与练习”中的练习题,同时对文选做了补注工作。相信此书会帮助学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也会给教师备课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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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胡教授,据我所知,您对《左传》也很有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出版过几部著作。作为一个从事汉语研究的学者,您为什么同时会对《左传》产生兴趣?我希望您也能谈谈您对《左传》的研究情况,包括著作的内容和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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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在大学时期看过徐中舒编注的《左传选》,读研期间看过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觉得注释都很简略,不太容易懂,后来又看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好懂,于是打算编写一个雅俗共赏的《左传》选本,这大概是我对《左传》产生兴趣并想做一些研究的起因。我研究《左传》的成果并不多,只编过两个注本,发表过几篇论文。两个注本分别是《左传纪事精选》(三秦出版社,1993)和《春秋左传集解释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其中《左传纪事精选》是按照纪事体编写的,共分22个单元,内容包括春秋时期发生在各大国中的重要事件、大国之间的战争以及一些人物的事迹等。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注释详明,各小节之前有“内容简介”,各单元之末有“简评”,部分小节之后有附录或插图。所幸的是,本书出版后得到了不少专家的好评,如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高海夫先生曾撰文(《一个青出于蓝的〈左传〉选本——读〈左传纪事精选〉》,《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作了这样的评价:本书注释,除职官、姓氏、名物、制度、难词、难句等,兼及古汉语语法、虚词之初学难于理解者,其详明程度已远胜于其他几种选本,而本书之突出特点尚在于附有“内容简介”、“附录”、“示意图”及“简评”诸项。……尤值得一提者,是各题后之简评。针对本题所记之历史事件及相关的历史人物,揭示其必然规律,评论其得失功过,切中肯綮,时见新意。如“吴王阖庐入郢”题之简评,以为吴“五战入郢,势如破竹”,其原因实非吴“兵强而善战”,而是楚“民苦其政怨于内,主帅贪功争于上,而士卒求败怒于下”,质言之,即“败楚者楚也,非吴也”。不然,何以秦师一出,吴师“屡战屡败,狼奔鼠窜”?其剖析可谓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研究员在给我的信中也肯定说:“《左传纪事精选》采纪事本末体,足使读者详知首尾,正可与其他选本相辅相成也。注释详明,篇末评语亦见允当,所附地图尤费心力,即如仆亦获益匪浅。”一位不相识的新加坡学者还给我寄来一本傅庚生先生所写的《国语选注》(香港新月出版社,1962),希望我按照《左传纪事精选》的体例再编一个《国语》读本。不过至今我也没有编写,因为抽不出时间。《春秋左传集解释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一书采用的是编年体,注释方面对杜预的注全收,在杜注之后加今注,今注采用“疏”的形式,即同时对《春秋左传》原文和杜注作注。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制有一个《春秋王公世系表》,读者通过此表可详知周王室和各国诸侯的世系及继承关系。关于《左传》研究,我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地理的,其余几篇都是讨论辞令的。其中《〈左传〉辞令的语言特色》(《文史知识》,1997年第5期)一文认为,《左传》辞令的特色主要包括“委婉含蓄、曲回有致;雍容典雅,辞简意深;刚柔相济,绵里藏针;雄辩阔论,词锋犀利;幽默机智,妙趣横生”五个方面。《春秋卿士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异同论》(《吉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对卿士辞令和策士辞令的异同及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前者一般讲的是礼义,后者一般讲的是利害;前者多从国家利益出发,充满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后者多从个人利益出发,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前者含蓄典雅,后者直白流畅。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然维护周礼,崇尚德义;战国时期则捐弃礼义,相互兼并。两种社会形态决定了两种辞令的不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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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胡教授,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创作古体诗文的情况。听说您多次应邀承担过清明节公祭黄帝陵的撰联、撰文工作,也应邀承担过一些重要碑文的撰写工作,如能将您撰写的诗文展示一二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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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比较爱好古体诗文,从青年时代就学习写作,但由于时间关系,只在《诗刊》、《诗词》、《陕西日报》、《陕西师大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数十首作品。我应邀撰写碑文、祭文的事情有多次,例如1999年应陕西省海外联谊会之邀,参与了黄帝陵立碑纪念的碑文撰写工作;2001~2006年应陕西省黄帝陵祭陵办之邀,承担了清明节公祭黄帝陵所用对联或祭文的撰写工作;2004年应长春国信投资集团之邀,撰成《长影世纪村记》(碑文),同年应咸阳市政府之邀,撰成《咸阳湖记》(碑文),应首届华清池黎园文化论坛组委会之邀,撰成《梨园弟子祭祖文》;2009年应西安市政府之邀,撰成《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记》(碑文);2010年应陕西省黄帝陵基金会之邀,撰成《2010年重阳节陕西台湾共祭轩辕黄帝》(祭文)及《颂词》。我写的碑文或祭文自知距大雅尚在天壤之间,只是献芹补缺而已。其中《咸阳湖记》比较短小,录示如下,供指瑕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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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乃百世名都,南依渭水,北控九嵕,山水俱阳,雄居关中。渭水擅万物之美,穿峡出谷,汇纳泾洛,宛若游龙,直奔关东。昔后稷教民稼穑,文王修德西岐,子牙垂钓磻溪,穆公泛舟救晋,孝公弃雍迁都,始皇一统天下,事每关乎渭水而业多举于咸阳。试看五陵春草,上林秋桐,因渭水而增色;项羽叩关,刘邦入秦,借咸阳而成名。古渡落日,送别多少征夫过客;渭城朝雨,迎来无数壮士英雄。故知渭水悠悠,利兴百事,商旅必由通九州;咸阳巍巍,天赋形胜,自古繁华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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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风流俱往,岁月峥嵘,历史长河照辉煌。观今日名城重塑,更喜古都新貌胜汉唐。一湖碧波平地出,千亩秀色映雁行,兰池章台,甘泉阿房,临街全然秦苑气象;荻叶芦花,紫荆海棠,夹岸尽是江南风光。云销雨霁,长虹卧波,咸阳桥下舟迷津;雾起风生,飞阁流丹,咸阳楼上歌飞扬。垂钓湖滨,水深而鱼肥;采莲荷塘,藕嫩而荷香。杨柳依依,群莺绕树乱飞;蒹葭苍苍,伊人隔水可望。登高极目,万绿丛中点点红;把酒赏月,长笛尽处是蛙声。君不见,千年渭水浊复清,似曾相识燕归来。君不见,咸阳古渡今又现,朝朝暮暮人如海。颂曰:一望平湖解百愁,红墙绿柳胜瀛洲。咸阳古渡人如织,秦苑新宫歌满楼。十里花香四水曲,千村果熟五陵秋。沧桑欲问缘何事,禹绩随波天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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