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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一、重新发现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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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档案的毁佚郑和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奉献给了远洋航海事业,最后病逝于异域,魂归大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由于郑和特殊的宦官身份,加上明初遗留的下西洋档案不知所终,明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郑和及其下西洋的历史记载很少。因缺少有力的史料证据,人们对郑和下西洋原始档案散佚的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明成化年间被刘大夏藏匿或焚毁,有人说焚毁于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军进京和清军入京的战乱,还有人说郑和下西洋原始档案可能毁于清帝乾隆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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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撰写于万历二年)中记载,郑和下西洋的《郑和出使水程》等原始档案资料原存放在明朝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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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曾有意再次派遣使节出使西洋,让宦官向兵部索取《郑和出使水程》以便查阅参考。《郑和出使水程》有船队出使西洋各国的大量原始档案材料,如皇帝敕书,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开支账目等。明兵部尚书项忠接到明宪宗的旨令后立即派人到库房搜寻当年下西洋的档案资料,然而吏卒到库房找了三天也未找到。有人怀疑档案可能被反对下西洋的车驾郎中刘大夏所藏匿或销毁,对此刘大夏声称他也不知所在。他并对此事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伤以万计,纵使从西洋取回珍宝,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下西洋乃一大弊政,作为大臣者理应劝谏皇帝下西洋的动议。即使旧档尚在,也当销毁,以拔除其祸根,更何况旧档已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再追查了。”此事后不了了之。作为明中叶的一位重臣,刘大夏先后辅佐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四位皇帝,是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为人做事果敢,在宫廷改革和黄河治理等方面作出了不少业绩。后人一直怀疑刘大夏可能将相关档案私下藏匿销毁,只是没有任何证据。依据《大明律》,官吏若遗失“事关军机钱粮”的文书档案,不但要停发俸禄,而且要承受残酷的杖责。无意遗失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故意焚毁呢?同时,宦官和朝臣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向反对宦官的刘大夏也不可能授人以柄。所以,刘大夏有可能藏匿,但不大可能故意销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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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认为,清乾隆时组织学者修撰《明史》,对所依据的部分档案史料有所丢弃,毁掉郑和下西洋档案或许就是乾隆帝的主张。也有人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清人编撰《明史》时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文献早已销声匿迹了。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廷屡有再次遣使下西洋的动议,赞成者和反对者争论不断,这些争论也有可能会危及下西洋档案的命运。明中叶后,朝廷厉行海禁政策,郑和出使西洋的档案也失去其重要性,无人认真保管,不知不觉中就逐渐散失了。此后又经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清兵入关乃至清朝前朝大兴文字狱和编修《明史》,这些都可能对郑和下西洋档案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另外,档案库房遭遇雷击引发火灾等也可能是下西洋档案损失殆尽的原因。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郑一钧认为,“迟至万历末年兵部仍存有郑和下西洋的档案”,由此刘大夏烧毁或藏匿郑和下西洋档案之说不足信,这些档案可能在明末清初李自成攻打北京或清兵攻占北京城时毁失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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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原始档案的失踪,给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带来诸多困难,很久以来郑和的航海功绩一直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后人对郑和及其下西洋船队所创造的历史辉煌知之甚少。明代,仅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少量书籍中有一些关于郑和下西洋历史的零星记载。清代,最早为郑和立传的是清初张廷玉主编的《明史·郑和传》,但记述十分简略,且有诸多错误。全文也不过750余字,对于郑和生平的记录仅寥寥30字,对郑和的出身、家庭、原来的姓氏等均无记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修史者封建正统思想的偏见,对郑和宦官身份的歧视;另一方面是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文人士大夫缺乏现代海权和海洋意识,未能充分认识到郑和的世界航海家地位和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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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价值再发现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人们日益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回望历史,人们开始认识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纷纷发掘、研究郑和及其下西洋的历史资料。郑和也逐渐浮出水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宦官成为人们尊崇的伟大航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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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郑和下西洋历史的探索,中国学者晚于海外的汉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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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即开始关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并进行研究。1874年,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E.Mayers)在英文《中国时评》上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一文,介绍了郑和下西洋活动,首开西方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1885年,英国人菲利普斯(Phillips)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进行研究,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的印度和锡兰诸海港》,文中介绍了郑和下西洋对印度和锡兰等地的访问。1915年,美国《通报》上连载了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W.Rockhill)撰写的《14世纪中国与东方群岛和印度洋沿岸的关系及贸易丛考之二》,文章选取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和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中的词条进行了详细考释。1933年,荷兰人戴文达(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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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yvendak)在《马欢书再考释》中对柔克义的考证作了进一步的订正和补充。同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也在《通报》上发表了《15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海上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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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对郑和及下西洋历史的探索始于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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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沉重打击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随之而来的列强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定,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每个华夏儿女的心,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逐日烈,始而地中海,继而大西洋,继而太平洋”。此时适逢美国人马汉“海权论”风靡全球,世界列强竞相效法,大力倡导海权,扩张海权,这些对当时学习和仿效西方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1840—1914)是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曾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1890—1905年间他在其著作中提出闻名世界的“海权论”。他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拥有制海权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来保护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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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日(1903年9月30日),上海《大陆报》第11期发表了《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这是近代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郑和研究长文。全文分六节约12000字,首次把郑和下西洋放在整个世界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将技术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问题,并首次引入了当时风靡世界的马汉“海权论”思想,采用中西比较方法,针对西方海权扩张和中国海权的积弱,希望以郑和航海壮举来唤醒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由于该文无署名,具体何人所写已不可考。因该报编辑所撰写的文章大多不署名,故该文可能是当时《大陆报》编辑自己所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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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905年5月18日),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在上海《新民丛报》第69号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全面肯定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和伟大意义。当时,宣传和振兴中国海权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政治命题,梁启超此文强烈地体现了这一时代主题。梁启超将郑和下西洋放在世界航海探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肯定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地位,强调了郑和远洋航海次数超过哥伦布,“为海上生活者三十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航海家无可比拟的,而郑和经历的空间也是空前的,“亚细亚之海岸线,和所经行者十而八九矣”。他指出:“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即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即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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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撰写此文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激励全体国人奋发向上的国民意识,重视海权观念,振兴中华。梁启超充分肯定了郑和的历史作用,第一次提出郑和是我国“伟大航海家”,并以马欢《瀛涯胜览》和费信《星槎胜览》两书为依据,对郑和下西洋船队所经过的39处地名作了初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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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倡导“新史学”,将普通国民身份意识的启蒙作为史学功用,启蒙“国民意识”,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无疑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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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后袁嘉谷、张星烺、向达、冯承钧、李长傅、许云樵等学者对郑和下西洋史展开探索研究,发表了许多颇具价值的论著,他们成为这一时期研究郑和下西洋历史的代表人物。1911年云南学者袁嘉谷在昆阳发现了马哈只墓及墓志,1913年他发表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第一次以实物材料揭开了郑和家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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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也盛赞郑和,“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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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孙中山号召国人以郑和开拓进取精神为榜样,克服困难,建设富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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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仅38岁的张星烺完成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初稿,书中概述了郑和下西洋的经过。1930年5月,该书由北平京城印书局正式出版,全书100余万字,分为六册。张星烺还在《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一文中对郑和泉州行香碑记及灵山圣墓进行了考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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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向达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上以笔名“觉明”发表了《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根据《昆阳马哈只碑跋》、《古今识鉴》、《西洋朝贡典录》等文献资料论述了郑和的身世,列举了郑和研究的相关资料,如《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西洋朝贡典录》、《海语》、《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录》、《东西洋考》等史籍,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校注,考证了其版本和流传,最后还专门介绍了明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对郑和研究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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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冯承钧翻译了法国人伯希和所著《十五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海上旅行》一书,并考证和校订了原著中的谬误。该书中文版改名为《郑和下西洋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伯希和阐述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的内容和版本,简要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年月和事迹。此外,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和《郑和小传及其航行南洋之概略》、许云樵的《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夏璧的《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等论著都是颇具影响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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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并首次出现在小学历史课本上,成为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人并列的民族英雄。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郑和的普及读物。如高君的《郑和》、姚名达和朱鸿禧的《郑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章衣萍的《郑和》(儿童书局1934年版)、陈子展的《郑和》(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等。这一时期郑和研究主要是介绍多而研究少,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其研究集中于考证郑和身世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时间、目的和性质等,但总体尚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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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郑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学术界开始对郑和及其下西洋历史进行专门研究,并逐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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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人们更加怀念郑和的远航伟绩,使郑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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