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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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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虽是由分别撰成的三篇文章组成，它们看上去相互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密。学理上而言，确实是这样，但它们反映了我对寅恪学术的一些基本关怀，即寅恪学术与欧美学术的联系和比较，以及欧美学界如何看待寅恪的学术成就。寅恪在整个汉语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受其影响的入室弟子、别传弟子、再传弟子不计其数，造就了学界中古史研究极为繁荣的局面。而寅恪本人的家学根基、游学经历、学术训练，在今天的形势下，绝无法再复制。但是研究其与当时世界学术的联系，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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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寅恪的训练，就传统旧学而言，远迈当时的汉学家，而就古代印欧语言的训练而言，特别在中亚语言上的修养，寅恪虽在哈佛、柏林等受到最好的训练，但与欧美顶尖东方学者相比，仍有差距。其次，我们虽然主要关注寅恪的东方学和历史学，但也要注意到他在西学上的熏陶，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通过仔细阅读其论著，对比当时其心境，可略窥其西学用典之一斑。最后，我也提示了寅恪之史学在欧美受到的承认。寅恪之所以获得欧美的学术荣誉，当然有修中诚、赵元任等人在欧美替他美言的个人原因，但亦可看出，当时学界仍较为尊重寅恪之史学成就。我也特别揭示了寅恪所获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背景，这首先是因为中央研究院授予来访的李约瑟、陶育礼通讯研究员荣誉，而陶育礼作为英国学界代表，为了支持盟友的学术事业，提名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联络了他导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牛津的同事库克，一起提名，使得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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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陶育礼和李约瑟关系密切，也有学术合作和交流活动。李约瑟曾感谢一些帮助他修改其所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有关自然法部分的学者，其中包括陶育礼。这一部分最初在1951年4月以《中国和欧洲的自然法》为题发表在《思想史学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而李约瑟还感谢了其他对这一部分进行过评议的学者包括白乐日、卜德（Derk Bodde）、宾格尔（K．Bünger）、韦德（E．S．Wade）、魏礼（Arthur Waley）等人(125)。白乐日1951年3月30日曾写信给李约瑟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又写了两封信提供了参考书目。其实修中诚也写信作了评论，但不知何故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李约瑟的铭谢名单中。当时修中诚在加州克莱蒙学院做访问教授(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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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弱水先生将寅恪先生学术之渊源略分为六个方面：清代考据学、西方之东方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梵佛之学、传统诗学；见《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大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新学术之路》上册，105～10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Axel Schneider，Wahrheit und Geschichte：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97；关山、李貌华译：《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施奈德比较强调寅恪史学之人文主义特点，着重探讨历史发展的民族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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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舟子咏》是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于1798年刊出的一首长诗，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开端作品。胡先骕在他的《评〈尝试集〉》一文中已提到这位诗人，称之为辜勒律己及其《古舟子咏》。此文发表于1922年《学衡》第1、2期。因为这杂志是吴宓等人创办，寅恪大概看过胡先骕这篇文章。见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25～33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又见于其所撰《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见《胡先文存》上卷，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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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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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thur W．Hummel，“Orientalis：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Current Acquisions Vol．10，No．2（Feb.，1953），p．77．寅恪的这本书出版之后，萧公权在《清华学报》（新1期，1956年，170-174页）撰文称赞此书虽属于文学史研究，却在文化、社会、政治史研究上影响深远。但王靖献认为萧公权将寅恪视为文学史家和诗歌批评家大成问题，在他看来寅恪不过是以诗为史料研究历史；见C．H．Wang，“Ch’en Yin-K’o’s Approaches to Poetry：A Historian’s Progress，”CLEAR，Vol．3，No．1（Jan.，1981），p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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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蔡涵墨在他论韩愈一书的扉页将此书题献给寅恪，见Charles Hartman，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此书宜参照麦大维书评阅读，见David McMullen，“Han Yu：An Alternative Picture，”HJAS Vol．49，No．2（Dec.，1989），pp．603-657；杜希德则提示了寅恪对中古史研究之贡献，见Denis C．Twitchett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3：Sui and T’ang China，Part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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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把这些人的传承线索列在这里，一条是波普和施勒格尔教斯坦茨勒，斯坦茨勒在布雷斯劳教基尔豪恩和皮舍尔，基尔豪恩在哥廷根教福兰阁、吕德斯，皮舍尔在哈勒教钢和泰，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教白乐日、艾伯华、卫德明、姚从吾等人，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教诺贝尔、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白乐日在巴黎索邦教芮沃寿、杜希德（杜希德虽算哈隆学生，却学术兴趣和思路主要来白乐日），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分别在清华和哥廷根教过季羡林，陈寅恪在清华教过杨联陞，杨联陞在哈佛教余英时，季羡林、杜希德、余英时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过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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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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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历史渊源和演变见Pierre Singaravélou，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ou l’institution des marges．Essai d’histoire sociale et politique de la science coloniale（1898-1956），Paris/Montréal，L’Harmattan，1999，rééditi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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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DR．PHIL．（Univ．of Hal/c）1900，M．Ltfl.（Imperial Univ.，St．Petersburg）1913．Visiting Lecturer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28-1929；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Philology 1929-”；见Historic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1636-193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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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文翻译件见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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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樊书华：《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载《世界历史》，1999，第2期，78～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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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们现在可以在寅恪先生的遗墨中找到钢和泰1931年8月4日到寅恪处借《譬喻集》（Avadānakalpalatā）和《大事》（Mahāvastu）两本书的记录；见陈美延：《陈寅恪先生遗墨》，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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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羯磨灯》第二分，Der Karmapradīpa，II．Prapāthaka，Halle a. S.，Druck der buchdruckerei des Waisenhauses，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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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民国11年2月13日日记，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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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Valentina Stache-Rosen，German Indologists：Biographies of Scholars in Indian Studies Writing in Germany，New Delhi：Max Müller Bhava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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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他硕士、博士论文均是有关吠陀的研究，其他主要英文论著包括“On the Localisation of Vedic Texts and Schools（Materials on Vedic sakhas，7），”in：India and the Ancient World．History，Trade and Culture before A. D. 650．P．H．L．Eggermont Jubilee Volume，ed．by G．Pollet，Orientalia Lovaniensia Analecta 25，Leuven 1987，pp．173-213；“The Development of the Vedic Canon and Its Schools：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Milieu（Materials on Vedic Sakhas，8），”in：Inside the Texts，Beyond the Texts．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Vedas，ed．by Michael Witzel，Harvard Oriental Series，Opera Minora，Vol．2，Cambridge 1997，pp．257-345；“How To Enter the Vedic Mind？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a Brahmana Text，”in：Translating，Translations，Translators From India to the West，Harvard Oriental Series，Opera Minora，Vol．1，Cambridge：Harvard Oriental Series，1996；Steve Farmer，John B．Henderson，and Michael Witzel，“Neurobiology，Layered Texts，and Correlative Cosmologies：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for Premodern History，”BMFEA，Vol．72（2000），pp．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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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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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关法称的研究，我为那体慧（Jan Nattier）《诸善男子》一书所写书评末尾部分略有提示，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2005，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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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适日记记录1922年4月4日他在西山旅馆读钢氏的《陀罗尼与中古古音》，感到钢氏以法天的梵咒译音来考证当时的音读，是个可惊的发现；《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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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他1927年获哈佛学士、1930年获哈佛硕士，1934年获维也纳大学艺术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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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张凤：《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载《汉学研究通讯》22卷4期（2003），23～34页提到洪业、博晨光、伯希和均在1929年受聘到哈佛任教，但这个名单中不见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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