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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王国维与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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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到赫尔德的中国学者可能是王国维。王国维在他1904年发表的《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引述叔本华的《天才论》时提到了赫尔德，他说：“昔海尔台尔Herder 谓格代 Goethe 曰‘巨孩’，音乐大家穆差德 Mozart 亦终生不脱孩气。”(8)此处海尔台尔即是赫尔德；而此处格代现在通译作歌德，穆差德现在通译作莫扎特。王国维于1898年进入东文学社，1899年开始追随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学习西学。藤田曾教王国维《哲学概论》以及《哲学史》；而田冈是东洋学者，翻译过《维摩经》、《般若心经》以及《春秋左氏传》等作品，还出版过《苏东坡》一书；但他同时也是哲学学者，也是较早在中国教授哲学的学者，他的教学引发王国维去学习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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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国维撰写的《三十自序》，1902年他在留学东京物理学校期间，阅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以及特尔彭（今通译作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之《哲学史》。这部书可能是指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一书(9)，我们只知道桑木严翼对这本书进行了节译，1901年出版。王国维还翻译了桑木严翼（1874—1946）的《哲学概论》，列入哲学丛书初集，由教育世界出版社于1902年出版；其中使用了“社会精神”（social mind）一语，也使用了“美学”、“美感”等词(10)。桑木曾与天野贞祐一同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著有《康德与现代哲学》（《カントと现代の哲学》、《哲学と文艺》）（实业之日本社，1922年）、《西洋哲学史概说》第三部近世后期（岩波书店，1931）。1924年日本《思想》杂志第30期出版康德纪念号（カント记念号），内中就有桑木的文章。他对汉学也不陌生，他还著有《孔子の事迹》、《孔子の学说》等书，明治三十七年（190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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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理解王国维通过日本学术接触德国哲学的历史背景(11)，我们有必要在此提供一点有关日本接受德国哲学特别有关文德尔班以及西洋哲学通史的语境，以及王国维在其中的地位。日本文部省从派遣留学生于1884—1890年在德国留学。其中包括井上哲次郎（1855—1944）到柏林留学，后来担任东京帝大哲学教授，在介绍德国哲学入日本的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本人发展了所谓现象即实在论哲学(12)。他可能也是较早把德文Geist以及Seele译成汉字“精神”的日本学者之一，见其1884年和有贺长雄一起编辑由东京东洋馆出版的《哲学字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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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介绍德国学术入日本的留洋学者还包括元良勇次郎（1858—1912）、中岛力造（1858—1918）。元良1883年始先后留学波士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88年回国教授精神物理学、心理学和哲学，此人未曾留学德国。王国维将他的《心理学》和《伦理学》两书译成汉语，1902年列入哲学丛书初集由当时位于上海的教育世界出版社出版，二书分别使用了精神（英文mind）、精神现象（英文mental phenomena）、社会精神（social mind）等语(14)。中岛1880年开始留学美国，后在耶鲁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游学英国、德国，1890年回到日本负责帝大伦理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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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在明治年间特别是1899—1905年期间也广泛阅读了许多德国近代名家的著作，如尼采、歌德、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也包括文德尔班(15)。他本人发展了德国的观念论哲学。另一位日本学者、著名法学家、前东京帝大校长南原繁（1889—1974），20年代曾在德国游学，从文德尔班的弟子斯坦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问学，接触文德尔班以及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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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早期明治时期曾有一段时间一些学者鼓吹学德国，德国学术在日本学界有不少介绍，甚至两位德国学者布瑟（Ludwig Busse，1862—1907）和科贝尔（Raphael von Koeber，1845—1923）也被延聘到日本教授哲学。前者1887—1892年担任东京帝大哲学讲座，后者接替前者于1893—1923年担任东京帝大哲学讲座，他们介绍了费希特、康徳、黑格尔的哲学(17)。当时德国的哲学教科书《哲学概论》、《哲学史概说》等都进入日本大学哲学系教程，存在论、认识论均为日本学者熟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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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家兰克的学生里斯（Ludwig Riess）被聘为东京帝大历史讲座，他把兰克史学介绍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史学向西方现代学术发展(19)。而王国维也是较早或者最早提到兰克的中国学者，他1900年为徐有成等翻译日本学者著《欧罗巴通史》所作的序中提到德国人兰克（Ranke），指出这本书原名《西洋史纲》，系日本学者箕作元八、峰岸米造仿兰克著作的作品(20)。同时代日本学者的德国史研究作品也被翻译成了汉语。和王国维、叶宜春、陈守谦等被称为海宁四才子的褚嘉猷（1873—1919）在清末翻译了日本河上清著《德意志史》四卷，由上海通雅书局出版洋装本一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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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王国维正是在学习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撰文提到了赫尔德的大名，但当时可能并未注意到这位德国近代思想家其实在美学上也极有贡献，否则以王国维对于美学的兴趣(22)，一定也会对赫尔德首发其端的移情理论有所评论。王国维在他的《论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一文中介绍了培根的感觉主义、笛卡儿的合理主义、卢梭的自然主义、康德的浪漫主义，并区分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路数。他在介绍德国近代哲学时说：“然新思想则异是，彼以事物自身之有价值者，为最同者，而不置利益于目中。因以为吾人之价值，非以其知其能故，亦非以其为人类之行为，而实际有所作为故，惟以其存在故耳，申言之，即以人之自身，本有目的，故贵重之也。而使人于其自身，所以得有价值者，一以为在于道德，一以为在于人类的天性的发展。”(23)显然第二个有价值者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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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赫尔德美学思想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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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不少人留学日本、欧洲。其中不少留欧学生归国之后成为中国德国研究的奠基者和先驱。他们介绍德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对于欧洲思想和学术的理解(24)，并在很大程度上给当时正在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中国学术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介绍赫尔德的学者包括蔡元培（1868—1940）、吕澂（1896—1989）、朱光潜（1897—1986）、宗白华（1897—1986）、陈铨（1905—1969）、贺麟（1902—1991）(25)，他们与赫尔德思想的接触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以美学最为引人注目。他们有欧洲甚至德国经验，他们对于德国思想文化的了解或者通过间接的欧洲经验，或通过直接的德国游学经验。间接的经验常常会产生一些不确切之感，比如没有留学德国的朱光潜先生对赫尔德的移情论（Einfühlung）的介绍就不如宗白华先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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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于赫尔德美学思想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如在上列学者之中蔡元培先生虽然最早提及赫尔德之美学理论，但对赫尔德与美学上移情理论介绍最全面的却是后来的宗白华先生。吕澂先生从未留学欧洲，但他1915年留学日本学习美学，已经着了了解赫尔德美学思想的先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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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教育理念特别是美育理念深受德国影响。他一生两次游学德国，1908—191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1925—1926年再到汉堡大学做研究。游学德国期间他深受德国近代学术影响，其中特别是哲学中的美学，他对哲学最感兴趣，但为缩小范围，专注于美学。他对美学思想史非常熟悉，如撰于1920年的《美学的进化》一文以及1921年完成的《美学通论》中均追溯了美学特别是德国美学史，但他的美学思想似乎主要受康德影响，提到康德美学的有关论著例如完成于1915年1月的《哲学大纲》一书中第四编第四节《美学观念》、完成于1916年的《康德美学述》、撰于1920年10月的《美学的进化》等文章。而对于德国美学的起源，他常常追溯到鲍格登，如撰于1920年10月30日发表于1921年2月19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811号的《美学的进化》一文即说到直至1750年才有鲍格登（Alexander Baumgarten，1717—1762）著《爱斯推替克》（Aesthetica）一书专论美感；后来在1924年3月15日撰写的《简易哲学纲要》第四编第三节《美感》再次提到鲍格登，但使用了另一译名邦介登，但在追溯历史时也立刻从邦介登转到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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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著作中仅偶尔提到赫尔德，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赫尔德的移情思想。他提到赫尔德的文章发表于1920年5月出版的《新潮》第二卷第四号，题为《美术的起源》。文中说：“Herder 与Taine二氏，断定文明人的美术，与气候很有关系。”(26)此处的Herder应该即是Johann Gottfried Herder。因为赫尔德在讨论民族特性的时候的确对于文明演进与气候的关系有所说明，而这一思想特别体现在他于1784—1791年间完成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之中。该书有一部分专门探讨民族天才与环境问题，其中有一章讲气候对人类身体与思想的塑造(27)。Taine 即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曾任教巴黎艺术学院。他于1865年刊出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一书影响深远，后来由傅雷译成中文，在中文学界流传甚广。丹纳不太强调艺术家个人天分在产生艺术杰作中的作用，而强调环境、社会与经济因素。稍后，宗白华在1925—1928年间所编的《美学》讲稿中指出丹纳主张艺术的变迁受种族、气候与风格的影响(28)。我们并不了解蔡元培从何处获知有关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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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其他文章中则讨论了美学上的感情移入理论，但他并未将其与赫尔德联系起来。蔡元培论感情移入说首见撰于1920年10月30日，发表于1921年2月19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811号的《美学的进化》一文，他提到注重感情移入主义的栗丕斯（Th．Lipps），同时还提到所谓黑格尔派的维绥（Vischer），这即是下文他要谈到的费肖尔。其次见于他1921年秋为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学”课程而撰写的《美学通论》中。该书有美学的趋向一节，讨论了“感情移入”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流变。他将感情移入说看作是一种融主观、客观为一体的感情美学，这种美学与德国费希特理想派哲学见解相同。他说：“我们回溯到根本上的我，就是万物皆我一体。无论何种对象，我都可以游神其中，而重见我本来的面目，就可以引起一种美的感情，这是美学上感情移入的理论。这种理论，与古代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us）的世界观，也是相通的。因为我们要了解全世界，只要从我们自身上去体会就足够了。”(29)他还指出感情移入的美学随着记述心理学的发展而更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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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回顾了感情移入说的一些论者的主要观点，如费肖尔（R．Vischer）之于视觉艺术、迪普雷尔（Karl du Prel）之于抒情诗、洛采（H．Lotze）之于音乐。蔡元培接着指出立普斯（Theodor Lipps）在感情移入理论各家中最为著名，并叙述了立普斯对于感情移入理论在欣赏音乐上的运用，所谓感情移入，“是把每种存在的都变为生活，就是不绝的变动”。他还指出立普斯将感情移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属于自由状况的快感，也即是交感的移入；消极的移入则用于不同情的对象(30)。蔡元培的理解应该说比较准确。但他始终未提到赫尔德在感情移入说上的创始业绩。而他简单提示的费肖尔、洛采、立普斯等人，在以后朱光潜和宗白华的著述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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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澂在介绍现代美学时也提到了赫尔德。他1915年留学日本，曾在日本美术学校学习(31)，以美学为主要学习对象。回国后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在1921年8月完成的《美学概论》第三章中也介绍了美的感情移入（Einfühlung）(32)。在第三章第二节，他介绍了四种感情移入：一般统觉的感情移入、情调移入、自然之感情移入、人体官能的现象之感情移入(33)。但是他在此书中并没有提到赫尔德的名字。但很快他就提到赫尔德首倡移感说。吕澂在1923年7月完成的《现代美学思潮》中指出18世纪德国学者邦格阿腾（A．G．Baumgarten，1714—1762）将美学建立为哲学的一个分科，并特别讨论了康德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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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康德的美学时，吕澂指出海豆尔（Herder，1744—1803）对康德所说美感关系事物的形式一层不满意，认为形式不足以言美，形式的表出才有美，而且他还分析了美感鉴赏中的心理状态，开启了移感说（Einfühlungstheorie）的先声(34)。此处所说的海豆尔即是赫尔德。从他使用海豆尔一名翻译赫尔德来看，可见他并没有注意到王国维、周作人、蔡元培等人提到的赫尔德，所以自己创造了一个新译名。吕澂也概略式地介绍了移感说在近代美学中的发展，提到费肖尔（写作裴谢尔 ）和洛采（写作洛周）的贡献(35)，并将移感分成四类。书后附录了很多德文书目，然而并没有赫尔德的著作，可见吕氏对于赫尔德美学思想的理解均来自一些美学通论性著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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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忏华1923年11月完成的《美学略史》则提到了赫尔德的名字。他将美学的研究取径分为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三类。而在讨论17、18世纪的美学时提到杜播（Dubos）、温克尔曼、赫尔德（Herder）等人注目艺术同美意识的历史发展，艺术的动机和方式。黄氏使用的“赫尔德”成为后世的标准译名。黄氏还指出赫尔德比较重视感情和表出，以及内容美学。黄氏介绍了美的态度的性质有三类：错感的概念、静观的概念、感情移入的概念。他指出感情移入的概念源自赫尔德，并由费诗和罗采（Lotze）发展，栗泊士等集大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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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范寿康于1926年8月编成的《美学概论》一书，回顾了德国近代美学史，并在第四章讨论了美的感情移入，其中将感情移入分成四类，完全和吕澂的分法一样，只是其论述更为详细一些(38)。这本书侧重在介绍一些美学思想，对于美学史人物的介绍不重视，在介绍感情移入说时并未提到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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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1926年12月也编成一部《美学概论》，第五章第八节讲感情移入，也只提到立普斯的贡献，没有提到赫尔德。以上这些著作因为作者均只是喜欢美学而不是专门的美学家，所以虽然也介绍了移情说，但多比较简略，基本上其内容均出自西文美学通论性作品。后来的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家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移情说及其思想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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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从未留学德国。他1925年取道苏联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1929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同时在巴黎大学听课，其间开始学习文艺心理学。之后转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39)。曾到德国游历。而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歌德曾经求学之地，斯特拉斯堡是赫尔德曾经驻足之地。他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主要集中在讨论文艺学、美学和心理学，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孟实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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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思想是朱先生早年美学思想中的重要一章。虽然在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谈美》一书中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文，1933年的《悲剧心理学》中都已经提及移情作用(40)，但直到1936年他才在题为《文艺心理学》的著作中系统地介绍了德国美学家的移情思想。然而他此时并没有把移情思想和赫尔德联系起来(41)。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移情作用说的倡导者是立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第三章“美感经验的分析”第三节“物我同一”篇中介绍了移情作用。他说移情作用在德文中原为Einfühlung，而最初采用它的是德国美学家费肖尔（R．Vischer）(42)。而美国心理学家蒂庆纳（Titchener）开始把它用英文译为empathy。从德文的字面意义看，它是指感受到里面去，也就是“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里去分享物的生命”。他并引用了黑格尔的话，“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让他在外物界寻回自我”。认为这话已经暗含移情理论。接着他还引述了一段洛慈（Lotze）在他的《缩形宇宙论》里的话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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