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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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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不学俄语和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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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49年9月进入初中，就有了俄语课程。大约是在1951年秋，父亲也买来了一样的教科书，让我晚上读俄语时和他一起学。这样的学习大约持续了近两年。他有学过英语和德语的底子，所以俄语学得很轻松，学得比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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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53年夏的一天，他很和气地说：“我也就不再学俄语了吧。”这个决定让我感到突然和不解，他是一向反对半途而废的，但我没好直接问他。大概是1954年吧，在俞伯伯来家里做客时，他俩的谈话让我听到了一点皮毛，似乎明白了缘故：大约从1952年起，我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长达8年之久的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的激烈论争，那时我国“一边倒”，生物界必须大力推行“绝对正确”的米丘林学说，而它的对立面必定是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绝对要抛弃。当时植物研究所的一位有造诣的学者，对米丘林学说有不同意见，于是惊动了上级，直至中国科学院院长亲自和他谈话让他转变，这给植物所的科研人员以不小的震动。似乎就是这个环境气氛下，父亲决意不学俄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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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感觉到，他不学俄语似乎来自对北面国家有反感，尤其是有一次他和客人介绍过，徐先生曾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思想和政治上需要一边倒，而国家一边倒会带来很多问题。”可见父亲也不同意学术上全盘照搬苏联，强调学术不同于政治。记得在50年代末，父亲和俞伯伯再次谈起学术一面倒必须学习米丘林学派时，说道：“（学术上）两个对立面毕竟各有各的合理成分吧，行政手段不能替代学术活动呀！”但是以后的两件事情是，他很积极地把清华大学1953年翻译出来的苏联阿尔茨霍夫斯基写的《考古学通论》一书作为了重要参考资料，常常摆放在桌面上，对北大请来的苏联学者的工作也是肯定有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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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谈话或许有些联系的是父亲和王振铎先生在50年代中期关于傅斯年、陈寅恪的一些谈话。我的印象是，傅斯年毕竟是位优秀学者，且爱（人）才如命，也笼络到了一批真才实学的人，确有可贵之处。而他的好友陈寅恪却是另一种自持孤傲、也很有才气的人。他们两个人还说过陈寅恪和郭沫若的政治生涯如何如何。1953年科学院准备成立古代史研究所，郭院长写信请陈寅恪来京任所长，陈却提出了不以马列主义作指导的办所条件。由于陈和这个新时代相距太远，所以他们分道扬镳了。但当时我没有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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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才慢慢懂得，他们这些谈话，直接来自当时学术界对学术研究自由的理解和困惑，即如何理解执行“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直到1956年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上下各级的思想认识才逐步清晰了些。这时父亲又对王伯伯说：“我觉得马列学说的核心，我你需要注意到的只是唯物史学观和辩证法，用在我们工作上有益无害，我能接受。牢牢地运用辩证法，就是初步运用了马列主义了。”“恩格斯说过，辩证法是来自佛教，其实我还从黑龙潭的道人那里知道，在道教里，核心思想也是辩证法，有何不能接受的。”王伯伯提到，顾颉刚先生曾在50年代初期非常苦恼的问题，也是行政干预了他的研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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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初，我弟弟曾对父亲谈起：五六十年代米丘林学说没有对遗传学的发展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了遗传学乃至生物科学的发展，大力推行米丘林学说的李森科主义在国际上却变得臭名昭著，其根源就是政治粗暴干预科学研究。不想父亲眯着眼睛听完之后说：“这可能是很特殊的例子吧，多数情况下，对立面总归有其合理成分，要善于向对立面学习、要学会吸收营养。”“你看这个硬木家具椅子的手把，在拐直角的地方是两块木头结合起来的，榫卯结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说：“傅吾康的学派，仅仅是德国的三大汉学学派之一，激烈的争论不伤害学术研究还有促进作用，也更少有人身攻击。我国距离这个境界、尤其是后者（少些人身攻击），还真有不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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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出版著作和野外发掘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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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西直门大街安顿之后，父亲常去琉璃厂，多次和几个卖宣纸的商人——但也是行家——接触。后来知道他是想用宣纸来印刷陶器物件的照片，因为进口的亮光纸（称为“道光纸”）显示出的器物立体质感不好。最后挑选出一种合适的宣纸，它和日本的一种宣纸接近，是在纸浆里掺进了一些棉花纤维，而且是长的棉纤维。他用这样的纸试印了一本样书。他拿着这本样书曾和母亲一起反复端详揣摩，很高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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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季，《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终于由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承印问世。父亲告诉母亲，共印了四百本。年幼的我听了都觉得这份数太少了。父亲却说：“这不是科普读物，所以很少。考古类书籍不在于多，在于质量”，“只要各大图书馆有就可以了，这个你还不懂。”父亲还把书里面的两行字指给母亲和我看：这本书虽然为作者所写，但它是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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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底到1951年春，考古所建立，北平研究院的人员只有六名了，如徐旭生、黄文弼、王静如、冯家升等。随即开始做第一次野外发掘了，直奔河南安阳。那时的工作部署还有旧的传统，即业务人员来张罗杂事，让父亲作为考古所河南辉县发掘团的秘书，协助正副团长工作，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发掘任务。这很像十多年前他在徐先生手下时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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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特殊的宣纸印制的古物图册样书（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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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所建立时的主要成员（左起：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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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辉县琉璃阁固围村大墓坑口旁边（摄于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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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全所像是办喜事，上下都“欢天喜地”。到了当地，为稳妥起见，父亲征得了当地解放军部队的支持，派出士兵来护卫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我想这也是父亲在效仿徐先生在斗鸡台工作时的做法：要取得当地政府官员和部队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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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保存着父亲在发掘现场写给所长郑振铎的信（该信或未发出，或为底稿）。信里直呼其名“西谛先生”，可知那时同事关系密切，却没把所长职位当成事，人事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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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是他1950年12月6日写给郑振铎所长的第一封汇报信其中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