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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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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真正的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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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父亲曾经和三伯父一起，到北平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如何恢复仝和工厂的事情，受到热情接待。他们肯定仝和工厂是民族资本，鼓励三伯父恢复生产。但后来内战爆发，生产计划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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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前后，三伯父打算把工厂的事情全盘结束，将剩余的有限资金由四个兄弟均分。我父亲没有支持，说民族工业还是有前途的，你搜集并试验成功的皮革柔顺新工艺（在鸽子粪中加入中草药做成皮革柔顺剂）也许能有新的作为，还是在西安和北京之间往返再做小规模的试探吧。于是，他们两个人又前去拜访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吕正操，听听他对于民族工业的看法和对于继续从事工业生产的建议。告别吕正操后两个人都很兴奋，特意到西单六部口吃了东来顺涮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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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父亲和母亲一道，将奶奶的遗体从北京嘉兴寺迁回到了老家安葬，和所有苏家的亲戚见面交谈许多，亲自看到了家乡的变化进步，思想认识有了新的转变，说土地改革是正确和成功的，也就对国家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他和母亲回到了结婚时居住的小院子，看到了自己种植的那棵槐树，感慨不已。大伯父、二伯父和村里的干部都问，要不要给他留出几间房子备用。他说不必留了，偶尔使用却长期闲置也是个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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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老乡们对于苏家都很友好，说苏家人是好人、口碑好。父母很受感动，于是又把回京的日子后延了一天，请村里很多乡亲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在筹办这个晚宴时，父亲问那位承办人需要多少钱。那人说：老兄，不会亏待你的，事后再说吧。后来在结算时果然要的钱较低，两人还互相推让了一番。这是父亲结婚后第二次回到家乡，却也是此生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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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和母亲一道去了天津，在我大舅家住了两天，参观了“华北地区城乡物产交流大会”。回京后，给我三伯父写信，建议他快去天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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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末，三伯父再次确信他已经没有闯荡的条件了，操办个像样的皮革厂困难大、前景难料，而且注意到全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已开始，国家着力扩大公有制的资产比例，再来开办自己的工厂已不合时宜。所以就打算在西安找个小工厂当个技术员干就行了。于是他从西安来到北京，说已经把工厂留存下来的周转资金分给了家中的每个人，每份四五千元。这在当时算是个不小的数字了（相当于父亲两三年的工资，此时在东城区一带买一套标准四合院的价格要远小于这个数字），但和家里1925年分家时候的资产相比又是很微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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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两个人都很伤感。三伯父愤愤地唠叨说：还是怪我没有经营好这个家啊，我怎么那么轻易上了那个人的当，就没有多留个心眼啊。两个人再次地总结着昆明—西安被骗的教训，却无奈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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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时，三伯父还特意给父亲拿来了一个1935年手工打制的锡质长圆罐罐，盖如饭锅大小。侧面有题字，表示是云南的某个商业界头头赠给西安的西南商会一头头的告别礼物（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这本是两地商业界友好往来的见证，却不想成了坏人的诈骗道具。三伯父将它作为警钟赠给我父亲。父亲把它放在箱底，却不愿向我们细说，大概不愿让我们头脑里也塞入三伯父那段无法释怀的心酸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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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伯父说：“咱们的这个家现在才是真正分了家啊。”父亲说：“你为了这个大家，出来挣扎了近十七年，十七年啊。”三伯父说：“你也毕业二十年了啊。”二人说话不多，比较慢，屋子里空气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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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深知，三伯父自己分得的钱肯定是低于4000元，建议并要求从新分割一下，说：“少给我一些吧。”三伯父说：“不必了，就这么定了。我的孩子多但是都成家了，我老两口没负担了，可你的孩子还都小，仍有培养前途，也都该培养成大学生，用钱之处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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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他们再次见面时，三伯父已经在一个小厂子当技术员挣工资了，又说：我也怪，有时又觉得我还有力气，却使不上劲了，怎么我成了六神无主的人了呢，我能在西安或者在北京再干上一场呢。几年后父亲对母亲说，他和荣毅仁联系上了，荣写信鼓励三伯父坚定信心，说在西北地区能有大作为的。父亲说：“只是回信晚了几年——不，晚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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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三伯父不再回老家做事情了呢。母亲说：无颜见父老乡亲们了。想当年在老家时，他是条多么英武能干的汉子，拿得起放得下，抗战之后就再也没立起来。回老家过后半生，那会更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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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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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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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有一个叫韩寿萱的人开始筹备博物馆，为此张罗了一个“图博考古组”。他在沙滩的北大红楼上班，常找来向达、裴文中，以及我父亲，一起讨论今后的图书、博物馆和考古工作这三个摊子怎么开展。建国后，有了郑振铎、梁思永的加入，似乎就如何开展考古研究有了如下方案：在文物系统，在科学院，在北大，或是三者都做。父亲的意见是分开来做热度不够，犹如三个煤球不要放到三个炉子里，还是集中力量办一个为好，于是很快成立了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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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随着全国基本建设的迅速开展，各地急需考古专业人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2年由我父亲等人主张，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力量集中起来，办一个考古培训班。这事情由郑振铎出面，又找了梁思永支持（还有后来出差回来的夏鼐），并请郭沫若牵头。于是，培训班很快由北大作为主办单位（负责颁发聘书和毕业证书）办起来了。暑期后开学，为期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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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父亲常和他的学生们说起当年创办培训班的情景。那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和教师，父亲就拿着聘书邀请各路行家前来讲课。请郭沫若讲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讲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白万玉讲授如何修复古物等，都是些大家。后来，讲稿成了讲义的初稿。我当时在想，父亲一定也有课程。可到了90年代初，我看到过一个纪念建所四十周年的蓝皮册子，里面写到“我所的某某某等参加了培训班讲课”，上面没有父亲的名字。我问父亲，他答，这不是有个“等”字吗。后来我较起真儿来寻找证据，在一些学员的回忆录里，终于见到了父亲讲课的证据。例如河南的安金槐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听过父亲的课(5)，浙江的牟永抗在记者采访时也说自己听过苏秉琦的考古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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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还曾在研究所的院子里临时放了四五个大长条桌子，摆出仓库里的藏品，各个教师当场对着实物一一讲述，学生们拿着笔记本随听随记或提问，很像逛庙会。那天也赶巧，我去东安市场后，顺带去所里找父亲，就随着学员们听了讲解，能听懂一些。至今还记得一点：在一个大口的陶罐子里盛着水，里面浸泡着一堆竹简。老师说，这是在河南的一个大墓里发掘出来的，用眼看不出简上有字，但照理说上面应该有字，怎么办呢？现在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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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毕业，回到地方立刻被派上用场，学以致用。他们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也可以向北京写信求教，效果不错。政府官员说，以前一旦有点事情就得到北京、到南京请专家来，现在不用请了。由于办班前的一些顾虑（担心短期培训没有实效）消除了，所以这个培训班接连办了三期：1952年为第一期，1953年为第二期，1954年为第三期。当时，粗略的、基本的教材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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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做法，父亲说这是考古界的黄埔军校，办黄埔式的考古培训班，他很积极。起初一些人的担心，都在后来的实效中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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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培训班的学员在考古学年会会议期间的合影（摄于北大勺园，198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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