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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父亲给我的第三个差事：“去看看你三伯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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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父亲在五七干校。家里六个人分住在六个地方，处于艰难的时期。只身在京的母亲给我们一一写信，说她正在按照革命造反队的命令做土坯（备战挖防空洞用砖），孤身一人固守着这个家，白天劳作很累，可每到夜晚就是睡不着，把你们五个人挨着个儿掂量，心里难受。你爸曾说咱们再也不分开，现在却彻底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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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前，我尽早告诉了母亲我回北京的日子。她立刻回信说：“能不能在你从兰州回北京的半路郑州下车，先去驻马店的明港，看看你父亲到底怎么样了。”虽然父亲给母亲的信里说一切都好，但母亲心里并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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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火车时刻表做了仔细研究后，立即给父母分别写了信，说好了几月几号坐哪一趟慢车，能够在中午12点前赶到明港火车站，我将立即去干校门口等待父亲，在大门口旁见上一面。这个时间不会影响他的集体活动，也就不需向领导们请假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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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午我按时到达了明港车站，不料想我刚出了站口，就在围挤着的一大堆人群里远远看到了父亲，他正在努力地向这边张望。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头发明显白了许多。他先是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这才想起还没吃早饭和午饭。于是他带着我先去了车站旁边一个小饭馆，而他已在干校尽快地把饭吃完了。他一边看着我狼吞虎咽，一边说你出门就不要太节约舍不得花钱。我介绍了我们五个人的情况，问了他的劳动和起居情况，母亲再三嘱咐他得多注意身体、按时吃治疗高血压的药物。他说，来到这里没有人被整，大家对夏鼐先生和我挺照料的，两个老者做些煮白薯类的活计也不累，心里还感到一种少有的轻松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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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突然眼睛一亮，说在劳动之余，多次和几位同事一起去附近捡拾了古代的陶片，还引出了很有用的新的思考和新的体会，脑子里又开始考虑一些新的事情了。他憔悴的面孔立刻显露出了笑容，我心里却百感交集：这代知识分子太敬业了，把事业看得那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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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容再继续交谈了，我和他走到了干校的大门口。大概是午休时刻的缘故，少有人进出。但为了防止有人看到，我没有走进去，相互也不宜再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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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他的背影，高大的身子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逐渐消失在远处的小路里。这时，35岁的我突然酸楚地哭了：父亲，我多么想再陪伴你片刻，多么想为你分担一点你的苦难，你已是六十多的人了，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还有许多的话没说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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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过神来，立即想到了孤独的母亲。我要立刻坐车赶回家里，把刚才一个多小时的情况如实地、细细地诉说给正在担心挂念着我们的母亲。她的头发也已经花白了，这个，我在探望父亲时都没来得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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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即退了旅店，赶紧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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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的事，父亲始终没有对人提及。十多年过后我向他的学生们说起时，他们都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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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多，父亲从干校回到北京了，业务活动也多了些。1972年五一节前夕，他给我写信，要我下次从兰州回北京路过西安时，顺便去探望一下三伯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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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当然很清楚，实际情况绝不是父亲信里写的那么轻松，那时他依旧是自身难保，却更加惦念他的三哥。事后听母亲说，已经四五年没有直接听到三伯父的音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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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我到了西安，按父亲信里写的门牌号，找到了三伯父居住的小院子，只见他家的三间北平房明显地许久没人居住了，门口已堆放着邻居的杂物。我向居住在厢房里的邻居打听：“住在这儿的老苏在吗？”邻居很警觉地回答说，他是个被隔离审查的人呀，反问道：“你是谁，来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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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事情不好，找了个借口说：“他前年借走了我好多的粮票还没有还给我呢！”然后就急忙扭头走开了。在小路上走了一段后，又觉得不成：我的三大妈呢？我立即返回，问这邻居：我还是去找他的家人吧，那个“苏大嫂”在哪儿呀？对方回答说：“她早就住到她儿子家了，好像是在咸阳还是什么地方呢。”我只好作罢。回到北京说给父亲后，他脸色阴沉，低头沉闷许久，大概是对我没有见到三伯父，事情办得匆忙不很满意。后来母亲跟我说，你三伯父在建国前就买下了那个院子了，你说的东西厢房的人家不知是怎么住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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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知，三伯父在1974离开了人间。三伯母的信里说，知道四叔的日子也艰难，所以有意迟迟通报，字里行间透露着凄凉。他们兄弟俩最后九年都没能见面，也是父亲此生的一件憾事。我想他们两个手足情深，心里一定都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有说。每每想起此事，我也深为我没有做好西安之行而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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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清高，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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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到1952年，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些在建国前参与了抗战胜利后接收工作的官员或办事人员（“接收大员”），涉及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经济问题。然而，我父亲和同他一起从昆明回到北京的三个人，在这个运动里安然无恙。因为他们清白，没有谋取过任何私利。钱临照先生在60年代末（大概是他迁往合肥前）来我家探望时，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说起他们在接收那些房产物资过程中的清廉洁身，很是自豪得意。事后父亲说，胜利后的“接收大员”里，不少人中饱私囊。我们这几个知识分子确实做到了清廉，每每回想起这个事情，心里就会感到特别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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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一辈考古学家、“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第一人”李济先生的儿子李光谟在回忆录里所写的，李济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中没有一件古董，没有一本线装书籍或珍本。李济先生在南京曾经与北京的同行徐旭生先生有个口头的约定：考古人不许自己收藏任何古董，不许和古董方面的任何交易沾边。他们这个口头约定非常有力量。徐先生又把这个约定传给了他的下一代，没有红头文件，没有保证书和签字。父亲说：“这是对学术执着所得来的力量，是人格和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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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件事，一直深存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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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末，我得知有个“地震地质大队”（后改名为地壳应力研究所），是由李四光创建的，是专门研究地震的，而且每周有五个白天专门做业务工作。于是，我很向往能够调到那里工作，并开始主动地不断写信联系，直到1972年4月才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联系调动处于困难阶段的1970年，我的父母在每天黄昏去紫竹院公园散步时，竟意外地和李四光先生碰了好几回面。他每次身后都有一个勤务兵跟随，提着个小马扎，以供他随时休息。每次相遇时，三个人谈笑片刻，又各走自己的路去了。有一次我正好回北京探亲，母亲向我聊起了这件事情。我急切地询问父亲：你和李四光先生是老交情了，你也知道我要调动的单位恰是他分管，你为何不借此良机，把我的事说上几句？他肯定能帮上我的这个大忙啊！父亲浅浅一笑而不作答。又过了些天，他们和李四光先生再一次巧遇了，事后母亲告诉了我。我问父亲为什么还是没提我的事情，他说你自己的事情还是你自己做才好。就这样，一段近在咫尺的路程，靠我自身的力量却足足跑了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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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裴文中先生来我家做客，谈他俩的学术问题。我在他们谈话的间隙处，聊了些家常。当他得知我费了大劲总算是调动到地震系统工作时，笑着说，啊，真巧，我的二儿子（裴申）也正在费着劲地往你们系统调动呢，难度不小啊！我连忙说，我去地震局给通通气吧。话音未落，裴先生很本能地连忙摆手笑着说，不必了不必了。直到1983年，我为出版自己的著作去地震出版社，竟意外地碰到了裴申，他在那里做编辑。互相攀谈中得知，他调到那里，也完全靠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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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有位朋友很恳切地找我，说他家有个祖传的像是宋代的瓷盘，能否请我父亲给鉴定一下。我说父亲是做秦汉考古的，对于文物不内行，就推托了。事后，我和我父亲聊天时谈起此事，原本只是想让他知道一下外界的动态而已，没料到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立即对全家人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记住，我绝不会触及文物鉴定流通一类的任何事，我不是古董商，这是我对老一辈的承诺，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事。我回应说：明白了，你们都是很清高的人哪。他立即反驳道：“清高有什么不好？难道清高和提高全民素质是矛盾的？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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