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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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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求索“石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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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的年代，幸好考古学和文物工作没有完全停滞，国内各地还有新的资料和新的情况出现，学者们自然也随之不断地思考。运动还在进行，父亲身上还有一些“严重问题”没有结论，但当他自感眼下的压力有所减弱时，内心开始“躁动”，甚至更直接地考虑起自己所关切的业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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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初的一个表现，是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和贾兰坡先生开始进行私下的业务交往，尽管贾兰坡先生那时也处于困难状态。那时两人想见面较困难，写信也不便，于是在晚间或假日互相打过几次公用电话。似乎父亲对他有着格外的尊重，也珍惜他的每个成果，或许这和贾先生追随裴文中先生之后自学成才有些关系。后来我知道，这个时期的贾兰坡先生即将进入他学术思想的升华期。在90年代他提出了华北旧石器存在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学说，即“匼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首先提出了中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他还提出中国、东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中国华北。贾先生为探究人类起源问题，已经开始从全球的眼界来考虑，即从以往的“中国的世界”跳跃到了“世界的中国”。这个飞跃或许对父亲思考中国考古学的“世界的中国”有某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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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父亲最明显的躁动是1975年到1976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是他一生学术研究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转折点。这段时间，除了前面说到的关于“古文化的块块条条”小型报告会外，他在1975年年初，还到山东出差了四十天，此外就是“广州之行”，即“石峡文化”考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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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父亲所写的文字材料，还有我2013年去广州对杨式挺先生的拜访谈话可以得知，他的学生杨式挺先生早在1973年就触摸到了石峡遗址出土的资料，并且逐渐感觉到石峡资料的价值和意义可能非同小可，或许能做出大文章。于是不断地给我父亲写信（来往信件维系了六年），介绍那里的情况和资料，并邀请他到广州进行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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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高兴，答应了杨先生的邀请，决定单人赴粤，不搞走马观花。从1975年11月到1976年4月，除了中间的春节假期以外，他差不多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广州研究石峡文化。据说先是由杨式挺陪同他在石峡工地查看遗址和墓地发掘出土的材料，之后又去广东省博物馆的库房里观看和抚摸那里积累了多年的出自很多地点的发掘材料。那时，库房里没有取暖设备，既湿又冷，所以有时不得不移到宾馆里看资料、写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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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乐意在广州待下来，除了对石峡文化的迷恋和师生的情谊外，我想更多的是他觉得那里没有压力。在广州，他素描和撰写了不少文字资料，按他后来发表的文章说：“它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又说：“石峡文化不仅可以作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个典型，它还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解体总过程的阶段性发展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类似石峡文化所反映的原始社会解体的两大阶段的发展过程的材料，在我国其他新石器晚期诸文化中还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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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商承祚先生（中）在石峡工地观摩新出土的器物，听杨式挺先生（左）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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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份准备给当地同仁讲解石峡文化意义的材料里写道：“不妨从一个疑问说起：我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做通史陈列时就注意到了一个漏洞：介绍原始社会的末尾处摆出了山东大汶口墓，介绍奴隶社会时开头就使用（陈列了）郑州商代材料。前者年代不晚于距今四千五百年，后者的年代大约不早于距今三千五百年。中间相距一千年，大约相当我国有文字历史的四分之一。这期间人们留下的实物材料都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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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6月1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石峡文化第一次公示于众。《文物》1978年第7期报道了石峡文化，又指出：“在距今二千多年以前，秦在岭南设郡，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政治上统一的。而南越地方政权的建立，不过是一段插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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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年底，杨式挺给父亲来信，说他的第一本关于岭南考古的论文集将要问世，希望父亲为它写序。1997年1月，虽然精力已经很差了，但父亲还是坚持为杨先生写好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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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石峡文化”“西樵山文化”仍然是广东省考古文博系统的重要研究课题，并有新的成果和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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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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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业务灵魂之三：学会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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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留给子女们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他的思想、方法、精神和理念。它们是父亲在与我们聊天、闲谈中，不经意间表达出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感受也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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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唐山大地震，直接触动着我的专业，我开始忙活起来了。家里来的客人，很自然地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地震工作的现状，父亲同样问了许多。他说，各个行业都有大体相似的思考和工作方法。地震发生的地点成群成片（地震区）、成一条线（地震带）。地震分布出现了空白区，那么这空白区很值得注意。这和人类居住点、文物、古遗迹出土点的分布规律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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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感意外，父亲能很自然地对我们行业的工作思路做了这样的归纳。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他对于思考方法、工作方法和方法论的重视。他曾多次说过这类的话，比如“内行看的门道，是指做事的诀窍、方法”“成功者，必定有好的方法”“学者的职责，就是要给人们好的思想”“都说黄埔军校好，是它的讲义吗？不是，至多也是小部分，而是它给学生的思想、精神、人格力量”“大学，耳熏目染的让学生获得好的思维方法，懂得学者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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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你在基层做实验研究四年了，很好。现在需要抓紧对这个难有的地震现场做细致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既要从宏观到微观，又要从微观到宏观，上下反复。也就是实际——理论——实际——理论，“双向思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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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强调，要自己学会总结自己的经验方法。我回顾他的多次谈论，很粗略地归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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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法（剥离法，切法）。对大块头对象、难题做切割，分而治之。我上小学时，背诵长江流经了哪些省份，很吃力。他教我，把这九个省从中间切开，先背诵前半段，熟悉了再背诵后半段。他说：“我小时候，我爸先让我零散地背诵三字经的一段，共十二个字，有了前三个字，我很快记住了后九个字，他又让我记忆另外一段，一段段的记忆。进而，把三字经分了前后两大部分，分别记住后再粘接，挺轻松地就把那一千四百多个字全盘背了下来。”由此我联想到，父亲对中国古文化六个区域的认识，可能和这种思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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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法（粘连法）。对杂乱无序的众多事物进行分组。先按一定原则分组处置，处置过程中可以相互做更换调整，再逐渐把个头小的组再做组合。于是，无论开始时如何杂乱无章，总能最终归结成三个或四五个组。由此我理解了，他在1977年之后所倡导的环渤海会议、环太湖会议、楚文化会议、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会议等，不都是把几个相邻省市的考古文化加起来进行的研究和讨论吗。再有，他说研究世界史，可以把缤纷复杂的世界，组合成（划分成）三个部分，运用的也应该是这个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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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乘除法（向宏观、向微观拓展法）、找脉络法、找穴位法等。对于他的乘除法，我理解就是考古实验中的浓缩法和泡水法，反映着他头脑里的时间域可以在很大的范围伸缩，也反映着他头脑里的空间域很宽——大到全球历史，小到一个区域、一个遗址、一个陶器，甚至一个陶器表面的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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