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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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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底，父亲难得有机会去昆明参加“全国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工作会议”，哪知因日程紧迫，未能故地重游。此后，他多次说深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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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我去昆明出差，回来后和父母谈起那里自然条件的变迁，我感叹道：冬季也下雪了，我又去了黑龙潭咱们常去挖蘑菇的那个小山坳了，却没有了蘑菇的踪影，土地明显干枯，也显得苍老了，“缺少了湿气和灵气，是那里的最大变化”。父亲听后，略带伤感地说：变，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啊。我们考察的空间越大，就越要考虑环境的差异。考察的时间越长，就越要考虑环境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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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我再次去西安出差，回来后说起半坡遗址的环境。我1977年第一次参观半坡时，周围还是自然村庄，在馆内参观时还能联想到，先民们居住地周围有壕沟防御野兽侵扰。可这十年过去，遗址四周紧紧地被高楼大厦包围了，成了“盆景”状，当年挖掘的原始壕沟更是看不到了，简直就像在一个水泥屋子里看模型，看假的古迹。父亲说：“一个好的画作，必须让它的四周有个空白地段。干什么？和四周的其他物件隔离开来，形成过渡带。如果没这个过渡带会很不舒服。我们做遗址保护的人本应有这基本知识。如果只把稀有动物锁在小铁笼子里再摆到水泥广场上，给它们好的吃喝，就能算动物园、甚至是好的动物园吗？”他又说：“文物的价值，它的展示意义与社会功能，和它的环境密不可分。”他还举例回忆道：“刚解放时，有个文物展览，一个文物的说明牌子却写着：出土地点不详，这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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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这类的事情，反复地刺激着他思索。他说从六七十年代起，“环境考古”新学科的概念逐渐传入我国，它涉及了人类学、历史地理学诸多学科。可惜那个时期没能很好地开展，尽管在我国历史上，古人也有过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的探索，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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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谈话里，他常常会表达出这样的理念：环境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着三个时间层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回头看，即人类的起源史。人类既然是生物进化的产物，那么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当然是人类学和考古学面临的重要课题。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人类起源地区的差异，文化、文明进程与特色的差异，发展进程的差异。在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第二个是看眼下。文物保护工作不可忽视的文物大环境和小环境，对文物诞生发展变化的作用，这就是“大文物”“大遗址”概念提出的缘由。不仅要把它变成全社会的共识，还要研究和注意环境的恶化对地下文物安全的威胁。第三个是往前看。自从人类学会用火，尤其是现今大量消耗煤和石油，大气层的组成也改变了，植被被过度掠夺，地形地貌正急剧变化和恶化，正在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条件，这些都难以逆转，已成为当下全民关切的首要课题，更是侯学煜、俞德浚等众多植物学家非常在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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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谈话里，我才理解了他之所以要在办公室弄张特大号的地形图，是为了不断思考着自然环境（河流、山谷）与先人居住地、文化分布和文明传播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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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员，曾在80年代对平谷上宅村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做过研究，并开始和我父亲有了交往。1990年10月，他邀请了国内地质、考古学者，在西安市临潼县召开了首次“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会刊写到“有考古学家苏秉琦、地质学家刘东生、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分别题词，事涉四个学科”，这里把我父亲的名字写到了最前面，可能是为了表达考古学在环境考古中具有最重要的位置吧。侯仁之院士的题词是“史前环境考古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延伸，历史时期环境考古更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父亲的发言手稿，则偏重于未来，他写道：“地球在缩小，社会进步在加快。当代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一个。核武器的威胁或许成为过去，而环境与生态恶化的威胁已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当代主题。拯救人类，拯救我们这个星球已不是宗教里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呼声，而是人类科学理智的警告。全人类如何避免全球被毁的灾难，重建人类的新文明已成为现实社会全人类的共同课题。……20世纪与21世纪初是个伟大时代，严峻时代，对全人类如此，对中国如此，对中国考古这门学科、这个事业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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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另一个便笺里还曾写道：“人类文明的开始就是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考古之所以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就在于它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科学阐述。从历史角度提高认识，更自觉地尽力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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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中国文明史特点的影响，是父亲和周昆叔接触中谈论最多的内容。1992年，周先生给父亲的论文《中原古文化与环境》说的就是这个话题(2)。他认为随着黄河向东的贯穿，我国大陆的生态环境逐步变化，人类的居住、文化和文明都在向东迁移，这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特别是父亲到了晚年时，对此做正面的思索较多。我家有位邻居，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徐道一研究员。他曾告诉过我：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人们只是注意到了长江、黄河，却忘记了青藏高原，它是地球的“第三极”，它在近一二百万年以来一直在隆起，大约每年一毫米量级，这使得原来向南流淌的河流才变成了现在向东出口的长江、黄河。这个高原和印度洋、西大西洋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地质与环境条件。以前，渭河中下游和汾河下游都是碧波的湖泊，西安东边的灞河、浐河的水都是流入湖泊的。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亲，他很兴奋，并让我注意搜集这个研究成果。可惜徐研究员的文章在2004年初才正式发表(3)。他认为，中国的古文明，是长江、黄河与青藏高原环境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特色。从地质地理学家的角度出发，他在文章末尾感叹地提出：“罕见的中国大陆自然环境孕育了罕见的中华文明，罕见的中华文明需要中国学者来继承和发扬。”我想，父亲看到这篇文章的话，一定会有许多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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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自80年代末期开始，父亲已经十分留意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新技术类的信息了。他说，现在既然是信息时代了，提出科技考古，当然很及时也很重要，把各种新技术手段用在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上，可以把考古与文物工作提升到新阶段、新境界，能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作为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多数情况下“技”字比“科”字更突出些。有人机械地把外文翻译过来说成科学考古，那就很容易被误解了，似乎是说以前的考古是“非科学考古”了。犹如，我们总不能把西来的医学称之为“科学医”，而和“中医”相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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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父亲出席了“全国第三届科技考古学会讨论会”并致辞。此后他还曾接到一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年轻人的来信，说我们国家对新技术运用于考古学很欠缺，很薄弱，太落后了，似乎说父亲的理论会排斥新技术的运用。父亲跟我说，绝不是这个样子。此后父亲在说及别的事情时还曾说道：现在不少年轻的医生，动不动就是让病人做全盘的化验检查，而不愿或不会望闻问切。原本依据经验和常识就能做出基本判断的小病，现在甚至不愿多看病人两眼，大动各种检测，“杀鸡偏用宰牛刀”，浪费太大。所以我们在大力使用、提倡新技术手段的同时，还应对经验技能更加重视：“无论仪器如何智能，还是需要人的思想和理念来支配。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达，总不会代替你的大脑回答所有问题。人的思想和灵魂，始终要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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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告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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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西安的会议后，父亲随部分代表参观了兵马俑。回来后，出于职业的视角和敏感性，许多代表对那里的文物保护现状深感不安，例如把出土的兵马俑破碎件分发到每个整理工作者手中，任其独立修补，难免会为了赶进度而忽视了质量等。父亲和许多同事议论后，联名向上级单位写了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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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文物保护宗旨和具体实施上，曾有过偏差，这让他很忧虑。1981年10月，在国家文物局内部的一个会议前夕，他写了一个铅字打印的公开信要求会上散发。具体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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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同志并转咨议委员会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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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你局办公室定于本月31日召开咨议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并仔细阅读了附件。我因应山东省文物局的约请，日内动身，不能出席，让我首先向你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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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附件（1979年7月国务院批发文件），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出于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良心，有些不成熟的想法，不得不吐，仅供同志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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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从整个精神到具体条文都大成问题，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精神、我党的历史传统以及设置专管文物事业的国家文物局的目的极不相称。现在我们国家内有“文物市场”，世界上有“国际文物市场”，这是事实。但这是旧世界留给我们的一个“负担”，而“文物”自身不能成为压占我们库房的“废品”，更不应该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更不要说让它成为出口商品。在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会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它的用场，使它发挥它应该和可能发挥的作用。道理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讲。博物馆藏品可以分等级采取不同的保管方法，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研究之用。但作为“文物”这个统一的范畴，不论是秦砖汉瓦，还是陶瓷碎片，和那些珍宝国宝一样，作为商品流通，投放市场，甚至出口，都是对一个文明国家民族自尊心的玷污。如不加禁止，任其泛滥，是最不得人心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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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咨议委员同志可以对此问题交换意见，供领导参考。我完全赞成。但我感到，我们这个组织范围太小了，代表社会面太窄了。像如此重大问题，应该拿到更大范围去，听听广大群众的声音，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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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个文件发出到现在两年多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过去也没听到。我感到遗憾，也感到内疚。但现在拿出来让我们大家讨论也有好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9年、1980年的第一、二届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曾由到会全体代表对国内近年来盗挖、倒卖文物的现象向社会发起过呼吁。事实教育了我们，歪风不但没有刹住，而是愈演愈烈。现在，今年的年会正在积极筹备，不少同志正在苦苦冥思，究竟我们采取些什么办法才能对此起到些实际作用。现在事实教育了我们，让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这个文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措施，究竟对这个歪风是起到了某些抑制作用，还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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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来文物商店的设立，是想将流散民间的文物，设法收集起来，由公家保管，所以当时是归文物局流散文物管理处领导的。后来成为买卖文物的商店，已非初旨。现在又扩大为出口文物的商店，更为不应该。试行办法说，在近几年内，每年搞两三次，似乎还想以后更加扩大规模来出口文物。后患无穷，请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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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似乎是文物商店代拟的，其目的是广辟货源，不是保护文物。所以才会有：1．除传世品以外，也应包括发掘文物；2．除流散于民间的以外，也包括公家博物馆藏品；3．请示报告原定三级以下，办法中定为包括三级在内（这使标准变成二级以下的了）；4．不限于文物商店收购的文物，还要各地文物部门提供出口文物（这完全是从商店角度规定的，如果从文物保护角度来看问题，这一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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