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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70599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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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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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6月作。原名为《顾颉刚自传》，连载于《东方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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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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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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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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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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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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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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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不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身体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如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再有一样可怕的东西，是梅毒。自民国以来，北方内战多，梅毒随军队而蔓延。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六〇六”和“九一四”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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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顾颉刚与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郑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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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因受排挤，脱离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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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起了。别人都悲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恢复健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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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之战，丢了热河，河北省成了前线，燕大的师生感觉到时局危急，都组织起抗日会，学生自由捐输，教职员扣薪金百分之五，经费有了着落。校中同仁推我任宣传工作，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文字是民众所不能了解的，他们有他们的词汇，有他们的语句，又有他们的趣味。我们的宣传如面对知识分子，他们天天看报，自会知道一切，用不着我们费力。如要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我说这句话，因为在“五卅惨案”时曾经有一回经验。北大在民国六年后就有歌谣研究会，后来出《歌谣周刊》，我主编了一个时期。为了对于民众文艺有些认识，所以当“五卅惨案”时，北大同仁要我写传单，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开头几句是：“咱们中国太可怜，打死百姓不值钱，可恨英国和日本，放枪杀人如疯癫。上海成了惨世界，大马路上无人烟……”这张传单一发出去，过不了几天，墙上便有用粉笔写出来的，街头的孩子们也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大可走这一路。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校中师生听了，也以为然，就请我做去。我想大鼓书在北方乡村里最流行，因为乐器简单，只要一人弹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两人搭档，便可走遍农村；而且句子长短不拘，最接近说话，尤其适于做宣传之用：所以决定出大鼓书词，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列了许多题目，如“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征求稿子。北方自有这一类的作家，果有赵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选了几篇好的，印成小册子，每种印五千，发给书摊，几天就销完了。喜峰口离北平近，民众都知道这地名，也听到最近这次战事，所以销得更快。作战的二十九军那时撤退到北平，看见摊子上有说他们战绩的新书，大家来买，官长士兵都读到了。打磨厂的二酉堂等专做小书生意的书铺，知道这种东西销路好，他们也各各翻印了。我们的发行机构，取“三户亡秦”之义，命名“三户书社”。学校里的事情本来难办，几个月过去，大家的抗日情绪已经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经费来源断绝，这社本该收歇。但我的性情，不做则已，一做则越来越有劲，所以燕大抗日会的事业就成为我私人的事业，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贴钱之外，再在外面募捐。可怜得很，经常的收入只有教育部津贴100元，申报馆“民众讲座”的稿费80元。我又觉得灌输民众知识，单是抗日还不够，必须兼及农工业及医药卫生等项，才有改善他们生活的希望，所以扩大范围，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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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最后排右三）、傅斯年（最后排右四）等人欢迎蔡元培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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