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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刘田利:春风得意唱“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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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利先生摄于2003年,时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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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利(1923—2009),出生于山东无棣县。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11岁时,师从王庆田学唱西河大鼓。16岁出师后,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演出。演唱以高亢嘹亮、吐字清晰、刻画人物生动细腻著称。1949年后,积极编演新书目。1959年参加北京宣武说唱团。曾任北京市曲艺公会常委、长篇新书小组组长、北京市文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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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桥,鼓书的场子特别多,仅三角市场就有三四家,都是演唱成本大套的历史故事的。在三角市场的南端,有一位演唱《大八义》《小八义》《包公案》《小五义》《杨家将》《水浒传》等曲目而出名的西河大鼓男演员,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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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大鼓又叫“西河调”或“河间大鼓”,起源于河北省中部农村,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以及东北、西北部分地区。清代道光年间,民间艺人马三峰等在木板大鼓和弦子书的基础上,吸收戏曲、民歌曲调和民间叫卖声,对原有唱腔加以改革,并将伴奏乐器小三弦和木板改为大三弦和铁板,奠定了西河大鼓的唱腔基础。其后又不断发展,并出现多种流派,初名“梅花调”“犁铧片”,1900年前后进入天津,1920年改名为西河大鼓。这种大鼓的演唱方式和特点是:一人站唱,演员自击鼓、板,说唱并重,唱词基本是七字句和十字句,摹本曲调有头板、二板、三板等。后来艺人们汲取其他鼓曲的演唱技巧,改变了河北语音的“怯口”,逐步改以京音、京字行腔,曲目也有了净化,淘汰了一些庸俗的内容,增加了许多新书目。现代杰出的西河大鼓流派有著名艺人赵玉峰创立的“赵派”,马连登、马增芬父女创立的“马派”。再有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唱演新书的刘田利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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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利,1923年出生于山东无棣县,原名刘繁华,又名刘习仁,字玉柱,号田利。他幼年随父母逃荒到天津。1934年师从王庆田学唱西河大鼓,1939年出师。曾随师兄王田成、王田栋、梁瑞俊等在天津、唐山、北京等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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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利演唱的调子虽属西河调,但与一般艺人演唱的西河大鼓略有区别,其伴奏尤有特色。一般唱西河大鼓的只有一位弹三弦者伴奏,而刘田利又增加了一把四胡和一个大正琴。这种大正琴是日本人带来的,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种琴在北京很是流行。那时每到傍晚,在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锵锵的大正琴声,而现在已经绝迹了。按说大正琴只能算个大人玩具,比口琴还差着一等,正式乐队没有它的位置,但它用钢丝做弦,音色独特,刘田利用来为自己的西河调伴奏,听起来别有风味。那时候,刘田利在天桥演出,听众很多,有些人是天天都来听他的演唱。刘田利的嗓子高亢嘹亮,在演唱中搞过不少的花腔,以叙述故事为主;而且说的比唱的多,他又以表演见长,一根鼓楗子帮他做出许多描绘鼓书人物形象的动作,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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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刘田利政治上要求上进,业务上积极编演新书目,1950年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宣传活动。他创演的《刘洪、彭亮双杀敌》《小春下书》曾荣获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表演一等奖、创作奖和音乐改革奖,并获北京市文化局颁发的奖状。后来他创演的《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儿女风尘记》等,深受听众欢迎。也因此他被吸收为北京市曲艺公会常委和评鼓组长篇新书小组组长。在此时期,他刻苦钻研,大胆革新,在唱、念、表演和音乐上均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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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刘田利算是春风得意的人,他青年得志,三十几岁已担任北京市曲艺公会常委,还是当时的评书、鼓书艺人,自愿组织的天桥说新书小组的负责人,组织对上演的传统书目逐个进行讨论研究,并主动停演了《三侠剑》《雍正剑侠图》《清烈传》《永庆升平》等一批带有封建糟粕的书目,同时改编上演了《青化砭》《飞夺泸定桥》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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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或许刘田利太能干了,招来了嫉妒,也许他太张扬了,对老艺人缺乏应有的尊重,总之,他在1958年曲艺界开展的交心和互相揭批的运动中,是遭到批评最多的一个。翻阅那些揭批他的条子,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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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气凌人,经常对外炫耀“我是北京曲艺公会的委员,还是代表”。他自己编演新书,市场大,收入多,生活好,但有轻慢同行艺人的行为。王雨春揭批,作为曲艺公会常委的刘田利,在交心时,面对别人的批评,态度不好,拍桌子瞪眼,说了一堆别人的缺点。平时除去表功,就是扒别人。别的艺人学新书慢,依然靠说旧书养家糊口,可刘田利把人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们只会上地儿挣钱。大概是他伤人太重,激起众怒,竟然有刘云亭、关顺贵、彭素海、阿阔群、陈士通、杨阔庵、崔文和、常荫泉、张霈兴联名揭批刘田利,说他曾说过“旧传统节目的演员,挣了钱臭吃臭喝,这个饭怎么吃下去呀。我们说新书的才是一滴血一滴汗挣的呢”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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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济私。政府为了改善艺人长年累月撂地儿的演艺生涯,在天桥盖了大棚。同时政府为了解决一些只靠在天桥演出的演员一时不能演出的生活困难,拿出一些资金借给那些演员;而据王艳茹揭批,刘田利并没有把钱借给贫苦不能上地儿的罗沛霖,而是借给了有地儿上、业务还不错的徒弟刘小保。可刘小保呢,拿了这笔钱给他父亲祝寿,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刘田利也去祝寿。关于这件事,另有关顺贵的揭批,与王艳茹的说法不同。据关先生说,曲艺公会的救济金是为了演员在上场时没有礼服和家伙(乐器等)或遇到了困难而补助。可是有的演员家里遇到了困难,向曲艺公会常委刘田利哭诉要求补助,结果一分钱也没补,可是他的女徒弟为了给父亲办生日用钱,也“请了救急”,结果一请就请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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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结派。还是据王艳茹揭批,说刘田利一贯把拜把子作为拉拢人的手段,新中国成立后还以结拜兄弟的方式来笼络人心,王同乐、李庆珍、全国华、蔡连贵和他都是把兄弟。新书《铁道游击队》是集体创作,但稿费下来,只给每人八元钱,其余的钱就与把兄弟蔡连贵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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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上瞒下。据杨阔庵揭批说,刘田利在王驸马胡同小集团内传达说,文化局的指示(在1954年时)在国庆节说新书,没有新书的艺人将被停止业务。直到现在,政府都没有禁(旧)书,都没有停止谁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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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田利引众怒,还与给他弹琴的吕素坤有关。据王艳茹、富阔增、牛月波等揭批说,因刘田利那时是曲艺界的红人,有权有势,吕氏倚仗刘的势力,对曲艺演员总是耍态度,威胁人。一次在门头沟工友轩台上当众耍笑富阔增说:“你穿的破衣裳是哪儿买的,你在百货大楼买来的吧,我吕素坤怎么买不着呢。赶明儿我也照你这破衣裳上百货大楼买去,真的好看就是没对儿。”牛月波也揭批吕素坤,平日里说话就瞪眼。关顺贵还揭批吕素坤说,刘田利母亲死的那年,关顺鹏告诉他明天出份子,一人三元。结果因那几天买卖不好,只拿了两元钱,当时遭到吕素坤的批评,吕素坤对他说:“没见别人都拿三块钱吗?你为什么拿两块钱,也不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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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刘田利确实有些毛病,但他编演新书,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是功不可没的。一个旧时代过来的艺人,能够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是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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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王艳茹:昙花一现的西河大鼓女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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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1947年参加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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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1922— ),河北任丘人。自幼随父王振芳学唱西河大鼓,并与姐姐演出垫场小段。12岁登台于天津。1937年随家人迁居北平,演唱于天桥先农坛市场书馆。1940年参加北平曲艺公会。1949年后,加入北京曲艺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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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天桥,鼓书艺人很多,而且多为女子。书茶馆常年有女艺人演唱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等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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