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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17060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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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六章 国宝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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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欢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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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盛衰几千年，雄鸡一唱天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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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8日，塞外晴空如洗，阳光灿烂，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继酒泉、玉门、安西解放之后，敦煌沙州古城也宣告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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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这个戈壁滩上的孤岛绿洲，玉门关内“华戎所支”、汉代始建的古城，留下了4世纪至14世纪前后千余年来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举世无双的佛教艺术的珍贵财富，铭刻着古代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友好往来友谊的篇章。自20世纪初敦煌石室密藏发现以来，这里又留下了帝国主义分子劫夺盗窃敦煌文物文献的痕迹。如今，沧桑巨变，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从此，敦煌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莫高窟开始了美好的新生时期。这一天，我们在古老的千佛洞雷音寺前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因为一时弄不到鞭炮，我们便到九层楼上敲响了那口声音洪亮的大铜钟，连续敲了二十一下，浑厚的钟声伴随着我们的欢呼，在沉睡千年而初醒的峡谷中回荡着，欢庆着敦煌新时代的到来。这是自庆贺抗日战争胜利击钟以来，我们第二次击钟庆贺。当天下午，从敦煌县城里回来的老工人窦占彪告诉我：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共同签署的安民布告已张贴在大街小巷。我们大家动手，连夜把已经准备好的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幅红标语张挂在白杨、果树的枝干上，迎接解放军来到千佛洞。第二天一清早，一支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乘坐三辆大卡车来到莫高窟。他们在下寺——三清宫门外下了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服装整洁，精神饱满，队伍前面红旗招展，迎着莫高窟大门口列队而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亲人解放军的到来。走在前面的是几位年纪稍长的军官，但服装与士兵无异。我猜想，这大概就是驰骋南北战场的将军们吧！迎着阳光，我向他们走去。这时一位年轻力强的战士向我走过来。他和蔼地问我：“你就是这里的领导常所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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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正是。”我接着问：“你们的首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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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面带笑容，目光炯炯有神的解放军向我走来。年轻军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张献奎团长和戚成德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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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张团长一个快步走到我面前。我握着张团长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我把他们一行领进早已布置好的接待室。这里就是中寺皇庆寺前院我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在这个不足3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我们研究所的十多位同事和解放军战士挤满了一屋。因为会议室地方小，那些坐不下的战士们就在院内大榆树下摆设的凳子上休息。在接待室里，我向张团长一行一一介绍了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们。张团长风趣地说：“看我们像不像是国民党宣传的那种青面獠牙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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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们才不相信那些鬼话呢。其实他们自己才正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呢！他们在临解放的前两天，还在阳关所在的南湖进行了野蛮的抢劫，他们还扬言要来千佛洞。为此，我们还做了一些保护莫高窟石窟文物的工事呢！”说着我们就分做几个小队引导着子弟兵参观石窟。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边导游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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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领张团长等一行参观。他们很仔细地听我介绍敦煌石窟艺术，面对五彩缤纷的壁画和彩塑，惊叹我们祖国有这么美好的文化艺术遗产，一再嘱咐我们要好好保护。当我们经过石窟群南端第130窟，从底层小洞门沿着傍岩的狭窄暗梯道鱼贯而行攀登第156窟、158窟、159窟这一组最高层洞窟后，就看到了我们在暗道口用麻布做的沙袋和装满大量鹅卵石的口袋堆筑的工事。张团长很认真地看了我们的工事及洞窟内备藏的干粮、水缸和铺盖等等。我笑着对张团长说：“这是我们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书生们的幻想，一定没有实用价值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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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张团长却用赞叹的口气说：“很好！很好！别看你们表面上文质彬彬，到了紧要关头还真的有两手呢！现在，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解放了的新中国，你们专心做保护和研究工作吧！有我们在，你们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过去，你们在沙漠中长期工作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我相信你们今后会更好地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专心致志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给我。这是一个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北平文化界向全国文化界发表的宣言。宣言中强调指出：“文化工作者只有在政治上坚决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才有光明的出路。”并号召人们在新形势下努力学习，加强思想改造。这个小册子里还登载了郭沫若同志到达初解放的北平时，在火车站上即席向新闻记者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多少人民血，换得此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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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后感动地对张团长说：“谢谢你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材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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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接到刚成立的敦煌县人民政府的邀请，红色信皮上写着“常书鸿所长收”几个大字。这是我第一次荣幸地参加敦煌县庆祝胜利解放的军民联欢庆祝大会。驻敦煌的骑兵师专门派警卫送来一匹白色灰点的大马，警卫员在扶我上马时说：“这是贺老总的好马。”我骑上马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城里了。这个城市，不久前还是商店倒闭、路无行人、死气沉沉的塞外城镇。这时，我想起了前几天进城时的一次遭遇。为了防范坏人，我们骑马进城总要在身上背一根棍子，同时也可以打狼，因为戈壁滩上经常有恶狼出现，狼是怕棍子的。那天我们骑马走到纪家庄，这是到达敦煌县城附近的第一个村落。我们几个人在距村庄远远的地方，就听到村内一阵阵敲锣打鼓声，不一会儿又听到延续不断地敲打铁桶、铁盆等的各种声音，还有人的喊声。这时我们真是进退两难，进村吧，怕遇到麻烦；退后吧，是光秃秃的沙漠戈壁，怎么办呢？我想，事到临头也只有闯进村去。我一扬鞭，打马进了村庄，习惯地走进经常来去歇脚的纪老汉家里。纪老汉见到我们哈哈大笑，说这是一场误会的喜剧呀！原来他们刚才远远看见几个骑马背棒子的人，还以为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又来抢掠了呢！所以大家敲锣敲桶以通信息。他还说：“想不到如今草木皆兵，连你这位菩萨所长也遭了误会，不要见怪。”我说，大家彼此一样，在千佛洞我们也防范于万一，在洞子里构筑了工事，这些土匪不能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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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了的敦煌县城，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飘扬。商店营业，生意兴隆。街头熙熙攘攘，军民联欢的秧歌队、高跷队披红挂绿，在喧闹的锣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载歌载舞地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人人笑逐颜开，欢呼庆贺。入夜后，敦煌钟楼上按照旧时敦煌古郡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张挂彩画壁灯的传统风俗，悬挂了一幅高三丈宽两丈的绢绘彩色经变画像，绢画后壁架上点燃了近百盏油灯，透过灯光使整个彩画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真是金碧辉煌、普天同庆。彩画前有欢腾的人们在尽情地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边唱一边扭秧歌。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在敦煌壁画中“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幻想天地中。我正沉醉在这美好的场景时，冷不防，一个快乐活泼的小战士，一把将我拖进了军民联欢的秧歌队，笑嘻嘻地说：“常所长，你不认识我吧？我就是那天骑兵师派到千佛洞接你的，那天你还带我看了千佛洞壁画上那些跳舞的伎乐，那跳的真来劲，那是古代舞。我们现在解放了，我们跳的是腰鼓秧歌舞。你也来参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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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谢谢你。实在对不起，我不会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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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战士热情地说：“没关系，我们大家都不会，来，跳一跳秧歌吧！”说话间不由分说就把我拉进了人流中，随着腰鼓和铜镲的咚咚咚、嚓嚓嚓的声音，这样前进半步，后退二步，再进三步，随着一进一退双手顺势摆动，身体也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在小战士的帮助带动下，我模仿着别人的动作，来来往往地转动身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跳秧歌舞，也是生平第一次与解放军、农民一起联欢。受到热情洋溢的青年们纯朴情感的陶融，我仿佛也变得像年轻的小伙子那样，边唱边跳，不知疲倦地到了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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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国庆节刚过，我们正在接待着一批批连续不断地乘卡车来千佛洞参观的解放军队伍时，又意外地收到郭沫若同志发自首都北京的电报和郑振铎同志热情洋溢地希望我们坚守工作岗位的来信。回忆1945年，当我在敦煌突然接到教育部取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通令的时刻，郑振铎同志安慰我说，以后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努力。后来我们特地派张民权同志带着仅有的一些摹本，在四川重庆七星岩中苏友好会堂举办了一个《敦煌壁画摹本展览会》，以引起朝野对我们工作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周恩来、董必武和郭沫若同志还亲临展览会，给予我们宝贵的支持。现在刚解放，郭老又热情地来电慰问，并鼓励我们要更好地为人民保护好敦煌民族文化宝库的遗产。郑振铎同志是最早支持我去敦煌的好友之一。他还以私人名义投资印刷出版了《域外壁画集》。他对敦煌艺术极为爱好，1948年《敦煌艺术展》在上海展出时，他曾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时他又在信中对我们多年在沙漠戈壁中，为祖国保护敦煌文物艺术表示衷心的慰问，并殷切地希望我们坚守岗位，继续努力，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荒凉的大西北沙漠中，几经风雨，苦度八年岁月的我们，在今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慰问和鼓励关怀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心和爱护，恰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文化工作残酷的摧残破坏形成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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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前来敦煌处理接管工作的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前右四）、副处长张明垣（前右五）同研究所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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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们又陆续收到来自北京、沈阳、上海等地的不少慰问信件、书籍，及有关党的文艺政策的宣传资料，其中有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的学习文件。这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在我们所里也有少数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文艺文物政策的人。他们以“左”的面貌出现，把挂在上寺的清朝道光十一年“雷音寺”的匾额和九层楼大佛殿有关修建九层楼大佛殿的历史记录的匾额等统统都拉下来了。1949年10月20日，酒泉军分区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于军分区负责同志不了解我们文物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对于像我这样在法国留学十年的留学生，聚集在戈壁沙漠中工作很不理解。当时听了我们所某些人的谗言，把研究所的工作定为特务性质，错误地没收了我们的发电机、照相机、收音机、绘画和办公用品，还进行了搜查，到我住宅正式向我宣布“要彻底清点你所有的一切财物，不准转移，听候发落”，并抄收了我的绘画用品、照相机、缝衣机等等。这种错误做法，后来酒泉地委闻讯后，立即加以纠正。1949年12月底，酒泉地委书记贺建三同志和酒泉专署刘文山专员亲自来到研究所，向我们道歉，并做了必要的说明。他们说由于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敦煌艺术研究所业务的性质和常书鸿所长领导下艰苦工作的精神，你们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应该受到党和国家鼓励和保护的。刘专员还带来了大量的小米、棉军服、棉鞋、皮手套等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并退还前些时被错误地没收的所中公物和我私人财产。除了表示慰问，他还传达了地委刘长亮书记的指示：大家要在常书鸿所长领导下，继续为祖国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做出努力。酒泉地区党委对于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们全所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了。大家又开始了临摹和研究工作。但也有少数人，过去虽然在所里从事过临摹等工作，一解放，认为只有跟解放军去搞“土改”才是革命的，而视临摹和研究是与封建迷信打交道，是错误的，于是闹情绪，打报告要求离开。酒泉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并专门派汽车来接研究所的一些干部到酒泉去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和李承仙等少数几个同志为了照管所中的日常工作仍然留在千佛洞。为了欢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绘制了新年画。这些工作得到敦煌县委石志刚书记等同志的支持和鼓励。同时，驻敦煌的解放军队伍以及进疆的解放军部队，他们需要大会和会议室礼堂内用的大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我也十分乐意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我和李承仙在两三米高的白洋布上，用炭精粉绘制一幅又一幅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在敦煌，这个小小的古城，我亲眼看见解放几个月以来的显著变化。我们一面画像，一面从心里认识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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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在酒泉过春节的一些同志回来了，天气也逐渐暖和了，已经到了每年最好的进洞窟临摹、研究的季节，但受“左倾”思潮影响，一些同事坚持不再进行宣传封建迷信的壁画临摹工作，提议搞大生产。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对壁画和彩塑进行分类临摹和研究的计划，而全部投入了蔬菜和粮食的生产。在千佛洞围墙内的一片小土地上，我们种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麦、胡麻等蔬菜和作物。在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少数人还提出每周评选一次所长，每周评定一次各人的劳动报酬等计划，迫使每个人不管身体好坏都得到田间劳动，一直到1950年秋天天气转冷时候。看看这么多研究人员全都放弃了研究工作，而整天看上去在劳动实际上无所事事的情况，我不得不把所中存在的严重情况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郑振铎局长做了汇报。不久我便接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通知，将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派员来所解决问题。9月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处长、张明坦副处长前来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他们随身携带了不少慰问品，其中包括我们工作中急需的收音机、绘画颜料、笔墨纸张、文化用品等等，还给我那出生不久的儿子嘉煌送了一套大红缎绣花衣服。当孩子的妈妈李承仙再三推辞不肯接受时，张明坦副处长说：“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关怀，非接受不可哟！这也是延安解放区的老规矩，是军民一家干革命的老传统，这一点礼物务必全部收下！”他们含有真挚感情的话，使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感到温暖，不禁流下热泪来。就这样不到半天，张明坦同志及我们原来早已熟悉的画家赵望云同志就同大家打成一片了。四五天过去后，适逢传统的中秋节，根据赵望云和张明坦同志的提议，举行一个象征全所团结的月光晚会。月光晚会在中寺前院两棵大榆树间露天举行。这天晚上，戈壁滩月光如洗，桌桌摆满刚摘下的大红枣、桃、梨、哈密瓜、白兰瓜、西瓜和大如面盆、上面雕刻着敦煌藻井图案的胡饼，显示出敦煌地区特有的秋色。画家又是书法家的赵望云同志嘴中含着香烟低着头，拉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抒情曲调，晚会在锣声中开幕了！尽管晚会开得不错，但我总感觉到有些人思想还在作怪。我对张明坦同志表示了我的担心。张明坦同志劝我说：“思想工作要慢慢来，不能求之过急。”并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要在本月晚些时候在西安召开西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你是文化部早已决定了的代表，现在这里的初步工作已告一段落，你就和我们一道去西安开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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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筹备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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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处长和张明坦副处长，在离所之前对我们过去的研究保护和临摹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许，并积极热情地帮助我们做出了七八年来工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决定了今后的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及工作人员工资待遇等等。从此，我们敦煌艺术研究所就直接受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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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管工作完毕后，我接到西北文代会的邀请，要我随赵望云、张明坦两同志同去西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所中工作安排以后，我与赵、张两位处长离开了千佛洞，到敦煌县城准备搭车东去。就在即将离开敦煌县城的前夕，赵望云处长和所中一些干部在县城秦腔剧院看戏，我和张明坦副处长在招待所聊天的时候，接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给我的急电，内称：“经中央研究决定，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敦煌文物展览会，请速即携带全部敦煌壁画摹本和重要经卷文物来京筹备为要。”我拆看之后，随即将电报交给张明坦同志。张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摹本是否在敦煌？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因为绝大部分摹本曾经于1948年携去在南京和上海公开展出。我汇报说，那时国民党已在崩溃前夕，物价飞涨，金圆券暴跌，人心惶惶，虽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但上海展出后，仍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建议应该彩色出版图录。上海《大公报》曾建议政府投资印行。我曾经去信教育部要求拨款在沪印刷出版，但那时南京政府已决定迁移广州，回信说是目前无法考虑出版。上海热爱敦煌艺术的有心人见国民党不肯投资，有些私人向我表示愿资助出版。郑振铎先生第一个表示愿意个人投资出版，并邀我到他寓所面商出版事宜。那时他正在用珂罗版精印《域外壁画精华集》，堆满了一大间房子。郑先生还亲自签名送给我一部刚印好的《域外壁画精华集》。后来因战乱和国民党教育部要索取全部壁画摹本去台湾，我设法将摹本隐藏在上海和杭州两地。我对张明坦同志说，那次展览的摹本现在还在上海和杭州，可以很快取到；另外还有1949年所临的壁画摹本仍在所里。为了开完会不再返回敦煌取其他的文物资料，必须这次就随身带走。但当时距第二天出发的时间上午9时整只有12个小时。敦煌县城又没有至千佛洞的汽车，走便道也得七八十里路，要经过二层台大沙梁，怎么办？张明坦同志焦急地看着我。我立即决定自己骑马连夜返回千佛洞，取进京参展的文物。在中秋明月下，我独自策马奔向戈壁滩。骑在马上奔驰，使我想起1945年不分昼夜骑马奔向玉门的往事，两种不同的心境，苦乐悬殊。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再次使我体会到策马戈壁的特殊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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