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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5月潮汛期：闲话·流言·新的鬼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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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愤怒”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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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是一个潮汛期。继五四运动以后，五卅运动再度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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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出发到公共租界散发传单，组织讲演，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拷打工人的暴行，反对工部局旨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提案，帝国主义巡捕于是大肆逮捕学生，仅南京路老闸捕房即关押学生一百多人。下午3时，近万群众集合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学生，当场打死十一人，重伤十五人，被捕五十三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由于血的召唤，以工人为主体的上海人民奋起开展“三罢”斗争，全国风起云从。其中，省港大罢工坚持一年零三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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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阶级把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向帝国主义发起进攻。在斗争中，它充分显示了先锋队伍的觉悟和力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随之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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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军事政治形势由于东征的胜利而得到了巩固。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以后，即以“统一中国，打倒军阀”为目标，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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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孙中山的早逝，给整个革命形势投下了一块阴影。“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标志着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明显分化，反共倾向迅速抬头。这时，随着工农运动和军事力量的开展，争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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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来说，1925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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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虽然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但是于他都仿佛无所动心了。时间如一道黑色的河流围绕着他，暗暗流逝，却茫然无觉。没有什么可以打破中国政治的恒态：专制，混乱，翻来覆去。然而，漩涡出现了，浪花出现了，光明出现了。由于新的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女师大事件的进一步社会化，加以一位富于政治热情的年轻女性的“煽动”，这个孤独的思想界的战士，重又以积极的姿态向政治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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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年底，他与张定璜主编《国民新报》副刊。这家报纸是北京国民党左派发行的机关报，以宣传国民救国，民族自决，打倒帝国主义，消灭黑暗势力为宗旨，与上海的《国民日报》等报一样，政治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这些报纸译载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从战争到和平》等著作，发表过一批共产党人的作品，对他的政治态度是具有相当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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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与留学东京时加入浙学会和绍兴光复时组织武装演说队不同，这时候，政治意识不是外化为颠覆性行动，而是紧密地同思想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带上前所未有的明确性和深刻性。一个人同政治的结合，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个体存在的方式，即使他一向在群集里呆不久，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也不能不寻找集体的力量。只是这种集体，也必须同时保存个人的思想独立和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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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曾经告诉鲁迅，有同学劝她加入某个一百多人的团体，但因为不了解这个团体的性质而颇为犹豫。她说：“他们不知是否有一种党的范围，而我则极怕党的束缚，基督的一部分是好的，我不妨都采取它，但不能因为遵守甲就舍弃乙，这是合作主义而非入党主义，这种态度我以为有斟酌余地，所以《北京青年》的团体，我不敢立刻决定加入与否了。”她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的答复是：“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虽然在事实上，许广平不久以后便加入了国民党，而鲁迅仍然向她发出不要因为深入政治而流于政客一类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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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的封建制度所形成的权力控制，鲁迅一直保持着一种戒备心理，无论它是以个人独裁或是以“众治”、“公决”的形式出现。集体所以成为必要的实体，决不致以牺牲个人的“内部之生活”为前提，恰恰相反，它为“人类之尊严”与“个性之价值”提供了保障。鲁迅加入女师大进步师生的战斗集体，并不等于他可以因“一致性”的要求而完全放弃个人的意见；而且实际上，他对付的也主要是“软刀子”一路。在一个结构并不严密的组织里，他一直争取和坚持着独立作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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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30日这个流血的日子里，也就是在鲁迅等人的《宣言》发表之后的第三天，陈西滢在《现代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作《粉刷毛厕》的“闲话”。他借所谓听来的“流言”，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于是认为，这些“挑剔风潮”的人“未免偏袒一方”，“不大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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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不“闲”，显然是影射鲁迅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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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鲁迅本人还曾向朋友说过：“中国本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对于流言之类，早在衍太太的时代开始，就已经领教不少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不过，他也还没有旷达到可以笑骂由人，等闲视之的地步。在读完“闲话”的当天，他动手写下反击的文章：《并非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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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头，他就声明说：“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他揭露陈西滢一流“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什么“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创造的”。流言的创造，其力量可以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陈西滢把学校比做“臭毛厕”而疾呼教育当局打扫之，其实，这种地方是可以打扫干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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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准备将文章寄《京副》，只是担心会危及孙伏园的饭碗，因为戳破了体面人物的脸皮，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不过，他确实很亢奋。虽然知道此举将使自己卷入另一场纷争，而且现在才不过拉开了序幕，但是于斗争本身他没有犹豫，认真说起来还潜隐着一种渴望呢。他是好斗的。上流人物太可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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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即把写文章的事情通知了许广平。表示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他说：“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放不下，或者《莽原》要独立，也未可知。独立就独立，完结就完结，都无不可。总而言之，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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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谈起《莽原》有些穿棉花鞋的毛病，便请许广平写点泼辣文章，说：“你这一匹‘害群之马’多来发一点议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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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许广平也写了一篇《六个学生该死》，在接到鲁迅的来信以后，随即告诉了他。由于鲁迅在信中描述自己的“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相消长的状况时说：“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因此引起她特别的注意。回信时，她几乎以全部的篇幅，试图解决鲁迅表白的“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黑暗思想。同样是“消磨生命”，何不废物利用，而偏纵酒不可呢？她认为，是应当以积极的反抗态度看待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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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两把钢刀忽然又在眼前晃动起来，一刹那间，鲜血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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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鲁迅的同乡说：他房里有两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顺他的母亲，如果母亲不在，他可能会自杀的。事实上，她也曾同孙伏园等七八个人在他家里看见过匕首的。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听他那看透一切黑暗惟以“希望”安慰后生的议论，总一次次诱发她想起他那同乡所说的话来。她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心里不免惶恐，于是写道：“不必过于欢迎‘阎王’吧！闭了眼睛什么好的把戏也看不见了！幔幕垂下来了！要‘捣乱’，还是设法多住些时，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杀敌是妙的，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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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刀问题同劝戒烟酒一样，那用心，鲁迅不会不知道。“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多住些时，亦无不可的。”他写信给许广平，表示接受她的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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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末具名，第一次缩写为一个字：迅，流露了感激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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