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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两次演讲·一场官司·系列杂感与“包围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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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楼不是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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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既是名人，就难免要被利用，倘要奉行“敝帚”的原则躲起来，是万万办不到的。来访者仍然不少，侦探思想的固然有，但也有借助声望的；有伺机降罚的，自然也未灭绝纯粹的仰慕者。7月间，他曾先后应邀作过两次演讲：一次在知用中学，一次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与其说不得已而为之，毋宁说出于个人的意愿。这个教师出身的人喜欢演讲，虽然次数太多要使他发烦，因为语言毕竟有文字所不及的好处，即席的随意发挥是颇具诱惑力的。况且，当此动乱的年代，公开露面反倒要比隐居更为安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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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演讲仍然由许广平作翻译，有这样的同行者在身边，会给他增加更多的安全感、机智和勇气。在广州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十分出色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戴着脚镣跳舞以来，跳得最自由最成功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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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用中学的演讲是由一位青年朋友，国文教员参化邀请前去的，讲的是《读书杂谈》，一个很安全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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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党化教育”，对青年学生加紧进行思想统制。就像针对“尊孔读经”而主张“少读中国书”一样，面对当前的这种政治态势，他也就带有针对性地提倡做“思索者”和“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血迹是可以掩盖的吗？有谁不能读懂血迹？他有一段话说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结果吃过了，才知道和原来所猜想的不同，结论是非到广东来吃就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说的广东的荔枝也犹如广东之革命，所谈显然是自己的思想幻灭的过程。事实打破了猜想，所以他说：“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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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用意是要打破国民党的政治欺骗和思想禁锢。他不可能在讲台上走得太远，在失去言论自由的时刻，他只能做这样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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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的邀请也不是不能谢绝的，但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题目，当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他自信可以做出色的发挥，兴奋之余，特别写信告诉朋友：“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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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长而噜苏的题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在黑板上，真有点使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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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讲来却十分轻松自如，以古喻今，指桑骂槐，妙趣横生。演讲虽分两天进行，最后一天又值雨天，而听众不减，礼堂本来最多坐四百人，这回却增至五六百人，还有站着听的，比往日上课气派多了。演讲时，全场十分活跃，话音不时地被爆发般的笑声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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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长和教育局长出席了这次“学术演讲会”的开幕式，并借此进行一番国民党如何重视知识阶级以及学术研究的宣传。这是很可恶的。鲁迅的演讲恰好要说明：有怎样的政治便有怎样的学术，在极权政治下面，知识阶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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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政治空气，一个是文化空气。在这里，文学家是作为知识阶级的代表，整个社会的头脑出现的。要谈魏晋政权，自然要说到曹操和司马氏。关于曹操，鲁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曹操是在“党锢的纠纷之后”出来的，“党”在这里是一种暗示。“英雄”一词，在鲁迅是多做反语使用的，在这里正是以“英雄”肯定他而以本质的“专权”否定他。后面举例说，他在征求人才则大谈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结果却借“不孝”的罪名把名声很大的孔融杀掉了。明显的先扬后抑。司马懿杀何晏、夏侯玄以及嵇康，罪案也都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天位本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如果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以使权力者保持某种随机性。其实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借这个名义，加罪于政治异己者罢了。曹操等作为政治家的形象如何？听众很清楚：骗子、流氓、强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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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先前不也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吗？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反对共产党，大杀共产党人呢？实际上，他就是当代的曹操：生杀予夺，出尔反尔。对于权力者，是不能作任何的政治诘难的。“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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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今例古，举例说：譬如有一个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只能谨听尊旨了。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的模样。北方的军阀指的谁呢？阎锡山？还是南方新军阀——蒋介石的影子？鲁迅在信中谈及未来的打算时，有着这样一段话：“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其中的“介石同志”，原指同事郑奠，但这种插科打诨，显然是对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嘲讽。他哪里是什么总理的信徒？背信弃义，见风转舵，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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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曹操、司马氏一类权力者而言，知识阶级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在演讲中，鲁迅列举了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贤”，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自杀，其实服药和喝酒都可以视作慢性自杀的。表面上，他们穿着宽衣，不鞋而屐，饮酒空谈，飘逸得很，而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对于一群富有头脑的人，一定要他们忘却世事，装疯卖傻，这是可以办到的吗？但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们只好自行扼杀独立的性格和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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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特别提及阮籍和嵇康两位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命运结局作了详细的比较。他们都是旧礼教的破坏者，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则始终都是极坏的。那结果，阮籍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康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究其原因，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非汤武而薄周孔”，从古代帝王直到儒教的经典作家，总是说传统的坏话，这就给司马氏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阮籍聪明，知道环境改变，讲话极难，便多饮酒而少说话，同时局的关系自然便少。总之，政治是权力者的事情，所以绝对不允许对时局有任何议论和干预！什么“言论自由”，无非是不满，僭越，这在青天白日之下是必须加以取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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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讲，可以说是鲁迅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里，对在黄埔军校里所作的关于政治与文学的演讲的补充。他以幽默而机警的谈锋，道出了自己，整个知识阶级乃至全社会的苦闷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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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辞去中大教职的广州生活，鲁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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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组织的这次演讲会，鲁迅的对头早已注意到。他们暗暗庆幸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他进行构陷的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竟给他成功地利用了。的确，他涉及了最敏感的领域，但是，亦此亦彼，迷离扑朔，讲话可没有离开题目中的魏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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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由此引起了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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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了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写道：“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18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鲁迅在信中对辞职一事作了说明，并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他们都同时说到了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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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杭州购书的顾颉刚看到了副刊，立即给鲁迅写了信：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本来，鲁迅是并不主张将一些牵涉私人的通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尤其在汉口。可是既然发出去了，他也并不后悔，阅信以后，他立刻把这信同孙伏园文章里的希望他去武汉的劝告，以及香港报纸关于他已逃至武汉的谣言联系起来，便决计给顾颉刚开一个小玩笑。收信的当天，他作了如下的答复：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他从来不愿示人以弱，什么东西，竟以诉讼相威胁！当此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其实他早已作好各方面的精神准备了。就在这封不具日期的信发出不久，他有信给章廷谦道：“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豫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种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坐牢，处死，不是有许多朋友经历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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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场“官司”终于没有诉诸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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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见顾颉刚没有什么动静，也就没有把信公开，并写信嘱咐章廷谦，不要把“来信”与“回信”的情况转告孙伏园和林语堂。同时他也觉得，把太多的精力花在顾颉刚身上，未免有点无聊，形近卑怯。直到编杂文集子时，才把信件冠以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放了进去，用意很简单，无非借此保留他个人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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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不等于他已经消除了对顾颉刚的成见。不久，他便把这份恶感转移到钟敬文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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