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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战争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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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太阳社以数十倍的火力覆盖过来，他们试图以量取胜。而鲁迅，实际上处于一种独战状态。他没有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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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潘梓年以弱水的笔名在《战线》创刊号发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其中说：“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气量太窄了。最先（据所知）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然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是的，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罢了。”故作持平之论，其实宗派情绪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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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第4号同期刊出创造社骨干分子的三篇长文：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共同构成凌厉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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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初梨称鲁迅为“Don鲁迅”，“文坛的老骑士”，“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他说鲁迅的文章“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无聊”，“无知”，“一场‘王婆骂街’的乱骂”，又说，“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拒抗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冯乃超一例称他为“武勇的骑士”，“‘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的病人”，“中国的救世主”；说他的“一出朦胧的腔调”是“泰山鸣动，死鼠一只”，回顾他全部的创作历史，也无非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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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极力把鲁迅描绘成堂吉诃德的样子。其实，他们不知道，对于这位西班牙的骑士英雄，鲁迅非但不嫌恶，倒真有几分喜欢呢。他曾乘着酒兴，对郁达夫笑着说：“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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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说，鲁迅因为盲目与无知，所以对人家的批判，不能做正正堂堂的理论斗争，只好“咬文嚼字”，胡闹乱骂。这结局对鲁迅来说是必然的。“呐喊”也不过是“咬文嚼字”，毫无实践的意义，所以坐在“华盖”之下，也感着“热风”，发起热来。于是愈加“朦胧”，便不好不“彷徨”。“彷徨”，便“批判自己”，批判的结果，决意将人道主义式的抗争“除掉”，还是不如讲“趣味”好。但要“讲趣味”，只好“坐在黑房里”续抄他的《小说旧闻钞》。于是，“醉眼”也就成为瞎眼了，倘非走动不可，“碰壁”是当然的事。然而这种必然的悲惨的结果，恐怕“除掉”不了，而且是他自家不情愿“将自己从没落救出”，我们自然无可如何，更只好是满不在乎了。文章最后着重指出：然而他的“除掉”却须得“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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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编辑杂记》向读者特别推荐了这三篇文章，还称鲁迅是“反动的煽动家”，“自鸣得意的智识阶级”。其实，三篇文章都很少涉及实质性的理论问题，简直全盘陷入人身攻击里了。此外，还立了“读者的回声”的名目，以壮同派的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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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以石厚生的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除了重复同人对于鲁迅的同一调子的攻击，诸如“中国的堂吉诃德”，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是一尊小菩萨”等等以外，重点把鲁迅同人道主义捆在一起加以批判。文章说，“人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阶级支配下都很得意的，因为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总是支配阶级的走狗”；“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以外的中国人，人道主义式的欺瞒也多是无意识的行动，人道主义者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行动有什么意义——我很愿意这样想，并且希望我们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中国之社会的国际的特殊性势，能够对于眼前的现象加以正确的分析而停止‘卑污的说教’”。成仿吾称鲁迅为“梦游的人道主义者”，说：“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又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在训诫一通以后，回到《“醉眼”中的朦胧》，说：“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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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叶灵凤主编的《戈壁》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他在第二期上面发表一幅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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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杏早在《批评与抄书》中就说鲁迅对于革命文学作家的观察，“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当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以后，他立即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进一步说：“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他说，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阶级认识和革命情绪，当然不会有时代表现的题材，只有自己身上的属于过去的事实。鲁迅是主张“文艺守节论”的，在他的著作里，有的只是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他作文时固然忘却政治，但却把其他作家硬推到政治上去，想借他自己所谓指挥刀，泄他的私愤。这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的手段，他自己也已跟着死去的阿Q而死去了。“鲁迅先生，现在是醒来的时候了，朦胧的醉眼也到了睁开的时候了。要就死亡，要就新生，横在你面前的是这两条路。”文章最后警告鲁迅说：“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老人家究竟没有多少年代了，再不能有什么徘徊，还是为着青年，为着自己的新生再振作一次罢，保守不是英荣，是一件可耻的，可耻的事件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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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编后》声称，钱杏的文章是“给鲁迅先生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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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线》、《戈壁》之外，其他如《文化战线》、《我们》、《流沙》、《洪荒》、《澎湃》等刊物纷纷创刊。从气象阔大的刊名看，即具有一种囊括一切冲决一切的意味，明显地，这些刊物与《文化批判》是同一气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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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迅，据以自卫反击的只有一个据点：《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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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开始以后，鲁迅的孤傲和好斗性格就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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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这应该是继反对复古派和现代派之后的第三次大论战罢。虽然是遭遇战，但那背后的深刻的原因他不会不知道，因此事后也就并不觉得怎么突然。至于与青年交战，也虽有过那么一回，然而，骄纵的高长虹最后不也落荒而走吗？说实在话，他并不把什么创造社太阳社这班英雄连同他们的“革命文学”理论放在眼里，后来居然看得有趣以至无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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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他借了一点酒意，写信给章廷谦说：“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4月9日，又给留学苏联的李秉中写信说：“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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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那种闭着眼睛作豪语的人。虽则在战略上藐视他的论敌，但是在战术上，还是颇为看重的。所谓看重，并非以为那些“专挂招牌”的理论有什么了不起，需要认真对付，而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超越理论的论战本身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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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第16期发表了他题名为《文艺与革命》的通信。在回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文学家”的要害问题，正在于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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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他说，“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至于斗争，他认为没有什么不对。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在这里，他顺手批了一下新月派的面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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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新月社的原有势力进入上海，3月间出版了《新月》月刊创刊号。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徐志摩攻击说革命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所不容的”；又说：“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问题是，中国并不是什么“常态社会”。关于这种所谓的情爱至上的论调，鲁迅在去年年底就著文批评过新月派的另一名领袖人物梁实秋，指出唯人性论完全有悖于目前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其宗旨无非是维护毫无仁爱可言的政府及上流社会而已。实际上，在社会存在专制、压迫、自由和民主无法喘息的情况下而奢谈人性是最没有人性的。本文也说：“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他为“斗争文学”辩护，但却又明白表示，不相信如创造派所鼓吹的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至于以文艺为“宣传”，为革命工具，他认为也可以，但把文艺等同于一般宣传品，他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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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为人生”的艺术家，他固然重视文艺的社会影响，但也不能不同时保护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以免遭到侵犯。由于论战的推动，他自行纠正了在广州期间发表的“文学无用论”的某些偏激之处。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只用了一个比喻，便把为文艺所特有的审美效能说清楚了。既否定新月派借艺术以反对革命的论调，又否定创造派因“革命”而取消艺术的做法，在左右周旋间，他坚持了自己的独立的理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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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他特别批评了中国文坛，尤其是上海滩文人的行帮意识。他指出，“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这种专一吹嘘同伙文章的现象，是十分恶劣的。此外，他还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因为任何批评，都必须先有对象；没有作品的产生，不论挂任何招牌的文艺运动、文艺理论都是空的。他反对为运动而运动。在他看来，创作的状况是重要的，它应当成为文艺批评的最起码的尺度。他所以小觑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除了理论的贫乏之外，已发表的作品往往拙劣到连新闻报道一类文字都不如，自然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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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期《语丝》接连发表鲁迅的一组短文：《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而且都是4月10日同一天写的。简直以一当十。在这里，他着意向论敌显示自己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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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直接间接都同“革命文学”的论争有关。它们在结构上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处处把中国社会黑暗的暴露与对革命文学家逃避黑暗的实质性批判结合起来。在《太平歌诀》里，鲁迅引用南京市民在中山陵行将竣工时编造的歌诀，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这种极其自私、麻木的国民心态，必然造成变革中国的巨大障碍。在《头》、《铲共大观》里，他一方面揭露权力者的滥杀现象，还有所谓的“影响罪”问题，另一方面揭示群众“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的愚昧落后的情形，以无情的事实推翻了盲目倡言“革命文学”的社会根据。有如音乐的复调或多重变奏，这组文章集中批判了革命文学家的“超时代”，反复强调文学必须忠于现实的主题。《太平歌诀》有一段对革命文学家的描绘，可谓传神之极，说：“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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