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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明枪暗箭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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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鲁迅将自己的两种小说集赠与日本友人山县初男，并且都题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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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上面题的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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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所谓“文网”，对他来说，又何止乎通缉？何止乎查禁和删改作品？现在，他已经陷入上海滩文人——他称之为“狐鼠鬼蜮”、“文虻”、“富家儿的鹰犬”、“叭儿与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诗中的“怪圈”现象，并非专指“呐喊”时期。1933年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而且是愈来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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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不最后放弃战斗，就必须承担这种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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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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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年底，黎烈文编辑《申报》副刊《自由谈》，请郁达夫约稿，鲁迅从此成为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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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最老的报纸进军，体验新文学胜利的愉快，这并不是重要的，他所以乐于为《自由谈》供稿，主要出于新的战略考虑，即走出左联刊物因为压迫而日益缩小的范围，打破封锁，谋求更大的社会影响。目下，可登载这类东西的地方已经不多，仅《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寥寥几家而已。他给《自由谈》的稿子不少，平均每月八九篇；但不久，又得使用笔名如“丁萌”、“何家干”之类，而终至于接连地不能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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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本来就没有，政府所准予的自由只能是伪自由。对于做编辑的苦衷，鲁迅是深有体会的，他曾经写信给黎烈文说：“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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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偶一翻报，忍不住又写出一篇《“多难之月”》来，于是补写一信寄出：晚间曾寄寸函，夜里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今姑且寄奉，可用与否，一听酌定，希万勿客气也。禁者自禁，违者自违。鲁迅总算在《自由谈》上不自由地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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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间，由于过分沉重的压迫，《自由谈》编者刊出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正如鲁迅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又怎么可能做到呢？至少对他本人是这样。虽然从6月起不断使用笔名，弄得那些官派的检查员胡乱删削，看文字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呜呜不已；而在谈风月的名目下，他一样谈风云，写对于时局的愤言。他以编者的启事为界，把上半年的杂感名为《伪自由书》，下半年的叫做《准风月谈》，恰好配成一副对子，其意谓：经过检查，经过删改，经过钦定，“自由书”固属假冒，准而不准，“风月谈”又如何可以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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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因为所谓“文虻”，而耗费的精神不少。他虽然给自己制订了一条“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的方针，无奈天生的脾气，一看这类的东西，总免不了要生气，即使怎样修炼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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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用来还击的文字，于他还是吝啬的。文章的战斗，大家本当用笔的，而一面另用阴谋，专持扫帚，还有什么战斗可言！他藐视它们，根本不愿意为此花费弹药，他的死敌从来是权力者及其帮凶。不过，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一批“文虻”的跳踉也不无认识的价值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他深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于是用了剪刀和笔，把“文力征伐”的材料粘连成“后记”，让《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各各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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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对于这类文人的鬼把戏，从一开始，他就看透了它们的命运，并不以为意的；可是，想到自己的杂感竟因这类东西的跋扈而生存，而生长，却又不免有些痛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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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风月谈》的后记里，他慨然叹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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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回来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书名叫《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邨人、张若谷。实际上的情形，和新闻报道的很有些两样。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不过，这几个人中间确有杨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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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上的一些无聊消息，是要比时事新闻传播得更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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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实秋，大论战已经过去了，只是在翻译问题上偶尔牵涉到。至于张若谷，实在连被“嘘”的资格也没有。虽然有几篇短文因他而发，究其实也并非全出于驳斥，而是生发开去谈了别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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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人中，杨邨人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早在1925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太阳社的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左联的盟员。1933年1月，在《读书杂志》上，他公开发表“脱离政党生活”的自白。为了掩饰自己的懦怯，表示说要做一个孝子，把照顾家庭当作圆满而堂皇的理由。2月，在《现代》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宣称“以阅读所得的经验”，决定“自由”地站在“政党生活战壕”之外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背叛了革命，却仍以“革命”标榜自己，奇怪的是，又明明白白扯起“自由人”的旗子。7月，《社会新闻》登出消息：《杨邨人转入AB团》，终于暴露了效忠权力者的走狗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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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0年，杨邨人便以“文坛小卒”的化名，在小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鲁迅“拿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大开汤饼会，庆祝婴孩的周年生日，不料因此引起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顿时伤感起来云云。大学院的钱是拿了的，但不是“奖赏”，当然后来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于“汤饼会”之类，更是无中生有。然而，鲁迅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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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杨邨人的自白出来以后，鲁迅才作了《青年与老子》一文，揭露了他人格上的虚伪。为此，杨邨人写过《聪明之道》，但也同他化名柳丝写的《新儒林外史》一样，鲁迅按原样放在文集的后记里，略加评点就算完了。因为事实上，杨邨人已由自己的作为告发了自己，“滑稽文章”又何劳反驳呢？怕因此玷污或浪费了自家的笔墨，其实这也是鲁迅的洁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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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杨邨人却上门寻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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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列车》刊登了他的《给鲁迅的公开信》，说鲁迅以诸葛亮自居，在鲁迅眼中，无产阶级大众都变成了阿斗。文中还说鲁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实际上又是如何为鲁迅的老态而惶恐，如何“出诸至诚”云云。显然，装出一副娇态，企图给鲁迅的答复制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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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鲁迅终于写了一篇《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而信中，不只是为了答复杨邨人个人。正如他所说，“个人倒还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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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邨人的公开信以大量的篇幅写到鲁迅的老态。又是年纪问题。分明袭用了当年创造社太阳社的战法，而远为卑劣。诚然，年纪是属于个人的，再说也近乎无聊。答复时，鲁迅只写了短短一段，并且声明道：“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也许真的是老了的缘故，近来，竟会不时地想及故乡，想及亡友，想及生命，而且每想起来都不免有些焦烦。但当有人要拿衰亡来威吓他，又要做出特意关心的哀悯的样子时，他便只有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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