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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五、 内战与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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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团内部，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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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倾全力对付迎面而来的敌人，却又不得不提防来自背后的“工头”的鞭扑，和“同人”的暗箭。这种境遇，不能不使他的心灵受伤。然而，他忍耐着，支持着，决不因此叛卖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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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刨祖坟——中国文化心理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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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维持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王道”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赐的东西。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坚硬妊娠，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的胎动，只能来自世界现代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外部撞击。在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没有改变之前，监督舆论，查禁书刊，各种利于统一控制的行政措施日趋强化，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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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一百四十九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七十六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许多多作品，在这机关里被肆意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是又一种暗暗的死。允许刊行的不得不编的杂志，如《现代》、《文学》，或者填塞莫名其妙的文字，慢慢转向；或者稿子被抽得了无生气，以致终于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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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发起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新文化运动”。一个大独裁者，政治流氓，厚颜无耻却偏要鼓吹“礼义廉耻”，毁灭文化却偏要大谈“文化建设”。他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救国建国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要求人们“做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做一个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守礼法的君子”。总之，尽小民的本分，驯服到底。此外，国民政府还拨出巨款修建孔庙，明令规定孔子纪念日，积极推行尊孔读经，力图把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以求维护“安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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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局，对于一个已遭党国通缉的著作家，自然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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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除作品被禁之外，还受到御用报刊的各种诬陷和攻击，谣言不断，他向来深居，不大出门，却说他远走青岛、香港；又说他得了脑膜炎；最可怕的还有“汉奸”帽子。他的信件遭到检查。母亲鲁瑞的来信，便赫然打着“检讫”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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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应付关于脑膜炎的谣言，便不胜其累。天津《大公报》载同人所办的《盛京时报》的消息，说鲁迅因患脑炎，医生劝诫从此“辍笔十年”云，鲁迅的亲友和读者，于是惊扰纷纷，不断写信前来探问。单为更正，便写了几十封信。他写诗赠台静农说：“横眉岂夺娥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一副满不在乎的戏谑调子。其实，他的内心是苍凉的。一个月后，为南宁博物馆书写的条幅，所选便是明末清初画家项圣谟的《自画大树诗》：“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漫溢在文字间的，显然是另一种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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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站的士兵/内战与溃散人间鲁迅（下）5月底，他作七绝一首，书赠日本友人新居格：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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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本人就是千千万万奴隶中的一人，论命运，只配一例地沉埋草野，哪里还会有动地的哀歌呢？心通万里，混茫一片。如果说，到底还有愤怒的爆发，也只能听于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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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深知他的危险处境，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即将临头。但是，他又不想离开上海，对于山本初枝邀他旅日，以及萧三转达的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全都加以婉谢。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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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何尝不想歇歇，玩玩，然而不能。命中注定要受苦，挣扎，拼杀，注定要受大人物的嫉恨和小东西的围困，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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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属性并不在于拥有知识，犹如技术之于工匠一样，而是由知识培养起来的理性和批判意识。他们对人类命运终始给予最大的关注，现实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回避的。可是，在一个专制国度里，莫谈国是是必须恪守的原则。而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自己。他们不能不忍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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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发表时事评论已经非常困难，他不能不迂回到敌后去重新开辟战场，把文化学范围作为他的扫瞄对象，这类杂感，构成为《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两个集子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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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可以说是一场具体的文化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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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天津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赋闲”；接着又发表《论“海派”》，说“京派”作家态度“诚朴”，“海派”作家则“投机取巧”，“见风转舵”，明显的扬“京派”而抑“海派”。“第三种人”苏汶起而反驳，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辩解。鲁迅无意介入文人之间的这种近乎无聊的争论，然而，他却从中洞见了争论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深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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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他作了相应的两篇短文：《“京派”与“海派”》及《北人与南人》，剖析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中心的人们，尤其是文士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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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如此而已。在说到北京学界的时候，他特别评价了五四运动，以为是最大的光荣，而且迄今仍然留有历史上的光辉。五四运动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但是时过境迁，当年的战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完完全全的向传统复归了。“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官之鄙商，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中，已经相沿成习。至于北人卑视南人，作为一种传统，也都同样与权势者有关。他指出，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的北部，再携北人南征，于是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里隐含着他所经常批评的卑劣的奴性。统治者必须治心，必须培养奴性。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不能不打上阶级统治的烙印。他认为南人的缺点，是由权贵南迁带来的。那么，腐败颓废的风气，也就不独由近商者所招致。在这里，他看到了被称作资产阶级文化中同样混有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亦官亦商，总之，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上流社会的文化。这是为他所憎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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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他又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揭露“京海杂烩”——“京派”与“海派”文人握手言欢的最新趋向，指出这种官商合作，都因为帮闲帮忙一样的“不景气”，一样的不能挽救其没落。对京沪两地为此喋喋不休的文人，他感到十分可厌，在介绍法国作家法朗士描写名妓泰绮思的小说之后，自白说：“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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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人和南人》中，鲁迅这样分析了北人和南人的文化特点：北人厚重，但厚重之弊也愚；南人机灵，机灵之弊也狡。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借相书提出一个救治的办法是：北人南相，师法南人的机灵；南人北相，吸收北人的厚重。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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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是鲁迅先后生活过的地方，对栖聚在这两个地方的文人有过多方面的接触。因此，在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他能够很好地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文化历史的考察，把文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统一起来。在他的眼中，“京派”作家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代表，拜权主义是其特征；“海派”作家是资产阶级、小市民意识的代表，拜金主义是其特征。前者封闭，倒退，墨守；后者势利，圆滑，善变。对中国文人的种种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有更充分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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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位置，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给予严重的关注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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