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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有情”与“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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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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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这次读《史记》列传，不仅为作者所写内容吸引，而且为作者本身所吸引，体会、认同作者竟至于“如同回到了……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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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接下来就要讲《史记》和它的作者了，但是并不，沈从文笔一荡，说起旧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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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作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同回复到生命里来。[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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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旧事和当下境况的相同处，就是一个人在孤单寂寞的情形中读一本有久远历史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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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样的旧事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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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追忆旧事，其实是有意识地追溯个人生命的踪迹，由这样那样的踪迹而显现个人生命的来路。在一天前，也就是一月二十四日，沈从文集中地做了一次追忆。因为是一个人过年，他首先想起三次一个人在湘西辰州过年的情景。这三次，分别在他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上：第一次是二十岁左右，在船上，身边只剩一个铜子，“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回乡看望母亲后往回返，乘小船下行，“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是有名的作家，《边城》已在写作中，旅途中写给新婚妻子的信不久将改写成《湘行散记》而成为他湘西作品的代表作；第三次是抗战爆发后南迁途中，他在大哥的家里过年，同伴玩牌去了，他一个人烤火，想着两个儿子和正在进行的战争。还有两次过年，他在四川内江“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时也想起来了：一次是一九二三年到凤凰高枧乡下作客，二十多年后写小说《雪晴》就是根据这次经历。还在当兵的他“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青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还有一次也是当兵期间，在保靖，锣鼓喧闹声中，一个人在美孚灯下读书，“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238]这些遗忘在时间背后又重现在记忆中的年景，连缀起个人生命的线索，这条线索中所贯穿的，是生命的单独和寂寞，以及在单独和寂寞中生长出来的感情和思想。他的文学的来路，也正在于此，由此而奠基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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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常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说自己吗？是；但又不仅仅是说自己，个人的经验一下子又归附到一个长远的历史和传统中去，又是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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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寂寞”生长“有情”，下面就谈“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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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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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一月二十九日致张兆和信，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思想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为什么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呢？“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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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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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五、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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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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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明白的要比“过去”以为的更进一层，既是对《史记》及其作者的认识更进一层，也是对自我的认识更进一层。而促成这种进一层认识的，主要是他所遭受的挫折、失败和困难重重的现实处境。他从个人生命的曲折来路中体会，仿佛与创造了伟大文学的作家对晤会心：“从文学史上过去成就看作者，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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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粘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中国史官有一属于事功条件，即作史原则下笔要有分寸，必胸有成竹方能取舍，且得有一忠于封建制度中心思想，方有准则。《史记》作者掌握材料多，六国以来杂传记又特别重性格表现，西汉人行文习惯又不甚受文体文法拘束。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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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信里重谈这一话题，而用语更简：“……列传写到几个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竟如一个一个画像，须眉逼真，眼目欲活。用的方法简直是奇怪。正似乎和当时作者对于人，对于事的理解认识相关，和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也有关。”[245]《史记》的非凡成就是怎么取得的？沈从文的思路，是马上从作品跳到作者，从文字跳到人生。“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这是要害。前面曾说遭遇不堪生活之后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应该主要是这个方面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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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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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追究个人生命的历史，其实也是检测个人从过往的各种经验中所受的“教育总量”。人生所受“教育总量”和人生所担负的“时代分量”，以及个人生命本身的“分量”，表述各有偏重，实际难分难舍。进而又言“痛苦忧患”，愈发逼近情绪和思想的核心。这种“痛苦忧患”，由个人所承受，承载的内容和含量却与历史和时代紧密相关。只是这种相关，却不是顺从或满足历史和时代的“事功”“要求”，也不是随波逐流。“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由个人的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还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情形。……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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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痛苦忧患”相关，与作者生命“分量”相提并论的，是作者生命的“成熟”。“成熟”这个词，沈从文在这里也不是随意写下的。他自觉此时生命储蓄的能量已经达到饱满的状态，只要条件许可，就可以化为创作。内江实际的生活经验使他体会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人事印象，这些见闻，这些景物好好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即可形成一种不易设想的良好效果。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在悬崖间绝对孤独中体会到这个存在时，更深一层理会到古来人如杜甫等心境。”沈从文常常走到住处附近的一个悬崖顶上，“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各个远近村落，都有我们同队的人在工作，三天有一部分可见到。表面上我和他们都如有点生疏，少接触谈笑，事实上生命却正和他们工作在紧密的契合，而寻觅那个触机而发的创造心。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信任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人实在太脆弱渺小。体力比较回复时，我理会得到，新的历史的一章一节，我还能用文字作部分重现工作，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如果过去工作有过小小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有个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特别是对于人的爱与哀悯，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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