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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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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稻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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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写“本”，末尾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因为有编本的机缘，卖文的路多了，就解决了一些生计问题。这卖文，其中还有三本小书，恰好与龚定盦《咏史》诗“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意义合拍，就截取一部分为题目。关于生计问题，这五十年代中而偏后的时期，特点是“过犹不及”，老的一代过了，不再有自己养自己的能力，幼的一代还未成年，也就不能自食其力。未成年，是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期，因而比供给衣食还要重要的是送到学校去受教育，小的入小学，中的入中学，大的入大学。其时上学收费很少，但总要比家里蹲多开销一些，尤其是大学。为了量入为出，开只有我们夫妻参加的家庭会议，决定让最大的孩子舍己为人（三个妹妹），具体说是初中毕业后考医士学校，两年半毕业，分配工作，也挣工资，供三个妹妹上大学。照决定实行，大的入了医士学校。没想到念了只两年，1954年暑期，学校保送考河北医学院，录取后问家里怎么办。我只好咬咬牙，说“上吧”。就这样，大的还没挣工资，二的就考入北京大学。其后，大的挣工资之后，三的考入农业大学；二的挣工资之后，最小的也考入北京大学。上大学，住校，带一块丝糕当午饭、早晚在家里吃的办法不成了，就不得不多花钱。钱从哪里来？除每月的工资（1956年起定为一百二十五块五，一生未变）之外，只能靠白纸上写黑字，卖。而字，不太难，难的是有主顾肯买，本的大功德是送来肯买的主顾。详情留到以下说，这里想岔出一笔，步韩文公之后，写一篇反他的《颂穷文》，内容是，至少是限于教育子女，穷也不是没有好处，这好处是有助于专心向学。现身说法，我的四个女儿，食无鱼，出无车，因为无钱，入门就不想抱什么绒缝制的大熊猫，玩电动汽车，出门不想玩电子游戏机，进卡拉OK（其时也许还没有），甚至过卖冰棍之摊而目不敢斜视，总之是无乐可享，就只好啃书本。结果呢，用世俗的名利之秤衡之，考大学就都没有费力，而且混上一顶教授的帽子，后来居上（我没有混上）了。我说这些，是因为近年的所见，几乎都是，领带、高跟的一对，用钱，用自己的低声下气，把孩子娇惯成小皇帝或小公主，而剥夺了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我不以为然，但花钱，钱是他们所有，低声下气，声气是他们所有，旁观者又能怎样呢，至多只能求孔老夫子代言，曰：“其愚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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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说本带来挣教育孩子之资的机会。这资由师资问题来。专就语文课说，师资一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总的说，教学生，要求学生拿起笔能通，先就要教师能通，分着说，教文言，教师要通文言，教语法，教师要通语法，等等，可是教师，有些，甚至有不少是不通的，这就成为问题。有问题，要解决，办法，理论上简而明，是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变不通为通。降为实际可行，有两条路：一条是大举，办什么班，让教师补学；另一条是小举，编写适用的读物，供教师自学。显然，专就说，我们一些编者只能走后一条路。设想是某一门知识，上课讲，只是十之一二就够了，可是教师只知道这十之一二就讲不透彻，或说讲不好；想讲得好，就要知道十之十，至少是十之七八。所以最好是能够编写容纳十之十的读物，供教师先读，读后，比喻说有森林在胸，然后上课讲三株五株树，自然就可以应付裕如了。这想法的结果是，都认为应该火速编印一套全面介绍汉语知识的书，以辅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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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或者说，有人求，就会有人供，因为依照经济规律或交易习惯，买者和求者必肯出钱，卖者和供者就有利可图。于是新由上海来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徐君萧斧（也写肖父）就自告奋勇，编一套《汉语知识讲话》丛书，一只手拉作者，分头写其中的各册，一只手拉新知识出版社，承担出版这套丛书。拉作者，我们编写本的当然是最合格的，于是我先后分到三本：《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八十年代初修订，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非主谓句》，其中三部分，简略句改为省略句，无主句仍旧，独词句改为单词句）《紧缩句》《词组和句子》。三本合起来十几万字，由1956年后半起，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因为其间插入不少别的事，又刮来整风之风。写完，交稿，出版，稿酬从优，所得，今天看来数目不大，可是顶了大用。三本小书之外，还有三条路，进了些工资以外的钱。一条路是《汉语知识讲话》的审稿费，也是徐君萧斧分配，比如某君写了《主语和谓语》，完稿，交我读一遍，提些审读意见，由原作者处理后算定稿，按劳取酬，也就会有些收入。记得颇看了几本，积少成多，也就可以解决一些生计问题。另一条路是写些汉语知识（主要是语法知识）方面的文章，给《语文学习》《中国语文》之类的期刊。这方面的文章好写，因为既可以脱离政治，又不必担心祸从口出；也好卖，因为有本编者的帽子，又很多教师在讲汉语，大量的学生在学汉语。又是积少成多，或零星多了就成为整，也就可以帮助我解决不少困难。还有一条路是为叶圣陶先生整理文稿，我出力不多，可是叶先生宽厚，总是多给报酬，并且严命照收，不许退，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是让秘书送来八百元，譬如大女儿到保定（后移石家庄）上学，每次开学离家都是带一百元（我一月的工资就所余无几），八百元就真是天文数字了。以上多种额外收入，到长女和次女都有了工资收入，我的母亲于1963年作古之后，生活有了喘口气的余裕，也就有了算账的闲情，不知道老伴是根据什么记录（纸片？记忆？），就说出个约数，是六千元，等于多拿四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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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过去了，但有时回顾，就不免有些感慨。这是想到为衣食、为养育孩子而写自己本不想写的，终于不能不感到心酸。如前面所说，我不通语法，对这门学问也没什么兴趣，可是为了活，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所得呢？一些钞票，早已化为空无；文，零篇的，也殆等于化为空无，成书的，是连自己也不想看了。这使我常常想到《毛诗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古人如此说是意在描述实况，而到我们头上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情动于中，不得形于言，原因有礼俗的，问题像是小一些；有威权不许的，问题就不只大，而且难于解决。我昔年择术不慎，走上率尔操觚的一条路，写语法文换钱的时期早过去了，挨到八十年代，文网渐疏，但如我所常说，也只能是“所想未必写，所写必为所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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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语法文，还要说说徐君萧斧。他精干，有事业心，也就容易露锋芒，学问不坏，并肯帮助人。记得他离开北京，到芜湖什么大学，还来信告诉我，我注文言某篇，解“举”为考中是错了。说起他离开北京，是后来才听说，因为整风时期说了什么心里话，加了右派之冠，才押出国门的。但出国门，徙南冥而未徙北冥，也就算幸运了。可是又随来不幸，是听吕叔湘先生说，他得了什么病，不求医而自己开药方，吃错了药，作古了，其时是六十年代前期，总过了知命之年吧。其实早作古也不无好处，是可以免去“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大革命”之后，又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八十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汉语知识讲话》，旧本本要照新语法系统修订，其中《复指和插说》一本找不到原作者“叶南薰”，疑惑是徐君萧斧而无从证实，就委托我看一遍。我看了，如果原作者竟是徐君萧斧，他过早地走了，我能替他做一点小事，人死如灯灭，他不能知道，我却可以因此稀有的合作而得一点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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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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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整风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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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57年五六月间，又来一次运动，曰整风。这使我先是惶惑，紧接着就心惊胆战，或者说，因惶惑而引来心惊胆战。惶惑，是因为不知道这应整之风都包括什么内容，更不知道要整成什么样子才可以符合要求。这两种不知道，前一种显然更值得忧虑，因为，比如说，有了新的法律，可是律条恍兮惚兮，又比如说，你前天闲谈，引经据典，曾经提到康德，昨天卖废品，其中夹一本过时的政治学习的小册子，你就不能知道算不算犯法。不知道，根据“万安公墓”的处世哲学，凡事要往最坏处想，你就只好设想为已经犯法。犯法即有罪，其后随着来的又是个不知道，岂可不心惊胆战哉！但心惊胆战是唯心论，钦定属于无用一类；要唯物，想趋福避祸的办法。想，自己能有多大力量呢？只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万一前程不平坦，就退一步祭起祖传的法宝，忍加认命。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地往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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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听，起初是整党内之风，党外人可参加可不参加。我幸而还没有忘记学过的逻辑，知道不参加就等于自认为己身没有不正之风，也就不需要整；还有，说可不参加，是“客”气，其前还有“主”气，是可参加，而如果真不参加，那就成为自视为客，未尊重主。等因奉此，我立即表示参加，而且装作踊跃。其他党外之人也都是这样。只有孙君功炎（其时编《语文学习》，坐在我的邻屋，来往多，合得来），到我的西北小屋里来，看看屋里没有其他人，说：“说可以不参加，我就不参加，看看怎么样。”我晓以利害，说不可有较量的心理。他先是还有不采纳的意思，我说了句推心置腹的话：“你不听，将来后悔就晚了。”他听而从了，可是心里还存有傲气的根，后来终于加了右派之冠，押出国门，到晋南安家落户去了。在这方面，我可以破例吹一下牛，是能够把各种气都深藏若虚，外面只留一种，曰奴气，用我的一位小学老师王先生的名言形容，是“我就是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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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对付的人是校长，对付的情境是今天叫你教这班，明天叫你教那班，用绝对服从的高招应付，轻而易举。如我，对付整风，就变容易为大难。因为参加之后，进一步，要求对党提意见，说党有什么缺点。说党有缺点？不要说真动口，就是想到不得不动口也会魂飞魄散。这使我不由得想到《庄子·列御寇》篇的一句话，是“知道易，勿言难”，道，此地可以指避祸之道，言就成为说党的缺点。这其间，我曾见到邓念观老先生，谈到整风让提意见的事，他千叮嘱万叮嘱，说：“千万别说话，逆耳，抓住把柄就不得了。”我们不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弱者所见略同，于是制定战略，是争取不说话。想不到听取意见的诚意或热情竟表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办法是由党办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请一些人去开会，一个一个发言，提意见，党的书记面对小本，记录。这一关不好过，但总得过，也就只好下降为战术，挖空心思，想想说什么。惯用的只是歌颂成为文不对题，因为人家要求说的是缺点。为这件事，记得有几天，钻到被窝里不能入梦，因为要翻来覆去编造。丑媳妇终于不免见公婆，是有那么一天，接到开会的通知，让去给党提意见。会开始，我退避三舍，只倾耳，不动口。到了晚饭之时，还有两三个人没发言，书记宣布散会。我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这样也许就算过去了，但也拿不准，所以还是有些心不安。只是一两天就明白，因为又接到通知，还是要参加会，提意见。应该感谢我的胆战心惊，迫使我到发言之时，竟至扔开作文教程，你让我说缺点，我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记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书记照样记了，没说我的大作文不对题。其时还没有所谓右派之冠，我过了函谷之关，怀着胜利的喜悦，下班回家，面对妻女，喝二锅头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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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言文不对题，还是另有老尺加一的布置，语文党小组的鲍君，还长于我一岁，曾找我谈话，也是征求意见。这次是化整为零，化泛泛为具体，提出我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处分的往事，问我有什么意见。唯恐我不愿意说，用启发式，或引蛇出洞法，他先说，是我实在没做什么坏事，而予以这样重的处分，明显不合适，现在党诚心诚意征求意见，我有意见，应该说，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还得感谢我的心惊胆战，用不着迟疑，我就以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高才”，一转瞬就作成对策八股，大意是：我来于旧社会，缺点很多，错误的思想包袱很重，三反五反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有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以每次想到三反五反，我都感谢党挽救的大恩。对策读完，他听完，沉吟一下，辞去。沉吟，表示未必尽信，果然，过了几天，他又来，还是启发我吐露对三反五反的不平之气，措辞中还加了新调料，是不要有什么顾虑。其时我记忆力还未大坏，就把上次的对策八股背诵一遍，末尾也加点新调料，是我确是这样想的，也就只能这样说。他听完，又是沉吟一下，然后辞去，此后就没有再来。我后来想，不再来追问，一种可能是借了戈培尔的高论（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的光，他信了；另一种可能是借了衙门口刑名师爷的光，他们笔下常如此写，“虽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半信半疑，上交，也就只能凭字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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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关，大一小一，都闯过，还有些小的崎岖，是鸣放，也要谨小慎微地走。这次的战术是从阮步兵那里学来，曰“不臧否人物”。张贴于席墙上的大字报，能不写就不写，万不得已，也说些不痛不痒的。所求，是天覆地载，有我这样一个人，却像是没有我这样一个人，即在周围人的心目中消失，祸从天上来，也就不会落在头上了。谢天谢地，这个崎岖的羊肠小道，也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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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来日大难”，是情势告知，已经制作了“右派”之冠，正在背后研究各个人的出于口之言和出于笔之言，看哪一位宜于加冠。宣布的办法是印发言为材料，由党办公室的人送到每个职工的办公桌上，标题是“关于某某的右派言论”（？）。然后是开批判某某的会，至于如何处理，自然只有天知道。“天道远，人道迩”，我每天上班，坐的还是那个椅子，心却像是要跳到胸膛以外，因为总有可能，脚步声移近，进来的是送材料的，上面的名字正是自己。又来一次，不是自己。心想，强调“成绩是主要的”，歌颂的话不少，而且是大声说的，也许不至于加冠吧？但终归后边还有鸡毛蒜皮，也可能视芥子为须弥，那就仍不免有加冠的危险。就这样，疑神疑鬼，如坐针毡，总有几个月，收到多份材料，其中没有自己，心才慢慢回到胸膛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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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些小关口，对比之下不太难过的，计有三种。一种是参加批判会，不能总是听而不述。可是述，就要先编造，然后装作义愤填膺。可惜我没上过话剧院表演系，已经用了十二分力，连自己听着也像是在应付；还有，即使心照不宣，被批判的人知道我是在演戏，面对自己尊重甚至亲近的友人咒骂，也总不能不感到难堪。另一种是泛论性质的，要写反右之文。这可以抄，也只能抄，因为，比如说，文件或准文件说罪恶共有十项，你自作聪明，给加或减了一项，也许就惹来麻烦。但是抄也要费心思，应该求内容全同而外貌有异，没有异就像是做文抄公，心并没有参加反右。总之，虽然做的是毫无意义的事，却也不能不费力。同样费力的，记得还写过反浪费、反教条的大字报，至于这算作反右之内还是之外，就说不清了。最后还有一种，记得是年夏天，加冠，发往北大荒诸事已经做完之后才开始的，其名为“交心”。推想这是求反右的加深和彻底，因为右是错误思想，加冠者有而且严重，已经用加冠、批判、改造诸法解决了，未加冠的呢，思想就清而且纯吗？显然，没有人敢这样说，甚至没有人敢这样想。有，就算是不很严重吧，总不能任它在头脑里盘据着。要清除，不幸是天命或上帝所定，它是只能推想为有却视而不能见，怎么办？语云，言为心声，只好请他或她自己说。说，限定说思想之错误者，曰交心。记得这项小运动也如暴风雨之来，动员之后就全体并全身心投入，小组会上说，散会之后写。这文章是自怨自艾性质，闯祸的可能性小，但不是绝无，比如你异想天开，用夸张法，说曾有反什么的想法，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交心八股就要既可以称为错误，又关系不大，此是不能不具备的慧心之一。还有之二是要得体，就是戴在自己头上，人家看着合适，不像借来的。还要加个之三，是数量不能少，比如能凑几百条，就会给人一种印象，是毫无保留，可见有诚意改造自己，也就可信赖。这个小运动放在整风的结尾，时间不长就过去。所得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多数人交，不得已而编造假话；少数人受，也未必有兴致看，即使看，信不信，也是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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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信”，还想说一些可以称为既可笑又可悲的情况。信有程度之差。上上品是《使徒行传》中人物，至上说往东走好，出向南之门立刻向左转，没走多远，又传来至上的声音，说往西走好，立即向后转，往西，而不想为什么向东或向西就好。至于中下之士，闻道，反应就没有这样快，——甚至只是惶惑。也可以举两个实例。一是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某日之前，说没有是反革命，之后变为说有是反革命，因为就是在某日，斯大林说没有，其前都说上层建筑无一例外，都有阶级性。二是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是一日之隔就性质大变。像这类的一刹那就变，要求“尽信”，一般人就苦于跟不上。跟不上也有程度之差，如加右派之冠的诸位就是走在前面的，整风，说诚意接受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他们信了，于是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万没想到。“言者无罪”之声犹在耳，冠加在头上了，你辩解吗，不低头认罪，处分就更重了。所以，至少是在这件事上，走在后面的诸位就有福了。走在后面有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推想数量不会小，是不信。这就产生一种阴错阳差的情况，是好心人倒了霉，有机心的人占了便宜。这也可以称为“偶然”吗？也真有所谓偶然，我的两位治语法的同行，张君和徐君，都在某学院工作，参加提意见会，张先发言，长篇大论，晚饭时散会，徐的发言推到次日，碰巧，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工人说话了”，徐看到，顿悟，说：“工人说了，我就不说了。”于是变多牢骚为多歌颂，张加了冠，他就还可以坐在家里喝白干。因信而加冠而困顿的张君是门外的，再说两位门内的。一位是凌伶，与我同龄，旧学底子厚，通诗书画篆刻，任图书科科长。其时旧书多，价廉，社里买书舍得花钱，他经手买了大量的国学方面的书。我们交往不少，合得来。可是不知道他何以会不检点，说了逆耳之言，加了冠，发往北大荒。他是湖州人，由江南移到漠北，身体不能适应，受了冻伤，到医院割掉脚趾，入残废之列，才得妇唱夫随，回了太仓。另一位是龙在田，据说通俄语英语，在外语室工作。有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也许在肃反运动中受些打击吧，整风来了，号召鸣放，他就鸣放。记得看过他的大字报，说某运动中整他，他冤枉，我替他捏一把汗。果然，过了不久，他加了冠，成为双料的反。不知道为什么没发出去，在社里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常看见他在工字楼右边的空地上砸煤。头上有两顶帽子，小红卫兵当然不会放过，对待的办法是用棍子打骂，兼以往脸上啐唾沫。天天如此，他没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修养，终于有一天过午，溜到街西口外，蹿到无轨电车之下，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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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迤逦而下，我想置身于现在，即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再说几句。这一回“真”交心：我是万不得已才说假话的；如果说真话不算犯罪，我同于一切还没有丧尽良心的人一样，是愿意以真面目见人的。以下就以真面目，先说对整风，后说对自己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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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禅宗的语言来说明，用运动之法求改善，是相信有顿悟的可能，立意也许不坏，至于实效，那就成为另一回事。即以整风为例，设想是敲打几下，酣睡的可以猛醒，身上有些小泥点的可以揩掉，所谓朝中一呼，普天之下震动，不合己意者顷刻间变为合己意，岂不妙哉。可是发动之后，事与愿不尽合，或大不合，回报的声音竟有说自己身上也有泥点的。依理，已经宣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应该平心静气，或对镜，反观诸己，看看有没有泥点。可惜称孤道寡惯了，没有这样的雅量，甚至没有分辨是非、至少是衡量轻重的再思之量，就由不快而大怒。其后又是走老路，用压力求一切不如意变为如意。压力的功效有直接的，是加冠者受苦难，未加冠者战栗，有间接的，是都三缄其口，不再有人敢说真话。表面看，人都服了，但属于假冒伪劣，真想用就未必顶用。所以我还是老脑筋，总觉得还是孟老夫子的想法对，是“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德之中有感情，是爱人如己的感情，不是仇视并诉诸压力的感情。严格讲，治国平天下，要靠理智，“众志成城”，信任理智就要远离个人的感情冲动。其实，靠压力进行的运动都来于个人的感情冲动，因为非众志，不理智，所得就必是事与愿违。仍说整风，作为因，果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最大者，其后许多举措，如“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总是值得还没有忘记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想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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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对自己，算是“一”省吾身吧。与凌伶、龙在田诸君比，我是幸运者，或用夸张说法，胜利者。但如一切胜利，来之不易。也分为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说。由思想而产生战略战术。这战略战术还来头大，曹阿瞒尊重的《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先说知己，是确信自己是弱者，一怕苦，二怕死，还要加上兼怕自己的亲近人受苦和死；对压力呢，不要说没有抗的力量，是连逃的力量也没有。再说知彼，也有来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书本和现实。书本，当年喜欢杂览，除了东方的“学而时习之”，“道可道”等等之外，还看了些西方的。专说西方的，也是杂，其中有些是谈治平的，读了，对于制度、治术之类就略有所知，联系实际说，对于“权”，就不只有所知，还有些怕。再说现实，有所闻，有所见，还是权的问题，常常是不只不能抗，还不能测。这样，知己和知彼相加，趋福避祸之道就成为装作心悦诚服，百依百顺。思想如此，就真换来平安。改为说感情就情况大变。前几年写一篇《直言》（收入《负暄续话》），末尾曾说这种心情，为偷懒，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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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一般人，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苦会换来情有可原。但这是由旁观者方面看；至于自己，古人要求“躬自厚”，因而每搜罗出一次口是心非，我就禁不住想到我的乡先辈“难说好”先生（案有宁可挨打也不说假捧场话的轶事），东望云天，不能不暗说几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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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完了，想想，难道一年有余，就没有一点可以算作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吗？用力搜索，也只能找到三宗。其一，大概是1958年，整风的后半段，我和郭翼舟坐在工字楼上西北小屋，无事可做，废物利用，简化不再试用的本，编一本《汉语知识》，于1959年出版。其二，我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有时还到书画店看看，就在这时期，从琉璃厂宝吉斋买到一件高南阜（风翰）的书札，六开，左手，至精，语云，自求多福，我的发明，更上一层，还可以化苦为乐，此即其一正也。其三，还是初期，右派之冠可能还没设计，鼓励鸣放，就出现不同形式的鸣放，其中一种是演出此前不准或不宜于演出之戏，我看了一次，是小翠花的双出，双怕婆和活捉三郎，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花旦戏，表现人生的不拘谨一面，大道多歧，似也不无可取。还有可取，是功夫纯熟至于出神入化，其后不鸣不放，就如嵇叔夜之广陵散，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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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