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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复其见天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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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易经·复卦》的彖辞，我想不管原意，只说这里引用，是表示，“复”之事有“见天地之心”的重大意义。话过简，要略加解释，是“复”，指“大革命”结束，女霸等人由颐指气使变为阶下囚之后，过半年多，主政者易人，求拨乱反正，其中重要的一项曰落实政策，使一切受迫害的回到未受迫害时的境遇；“见天地之心”呢，《易经·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有进退二义，退是能活，进是活得好，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使人民能生，是实现天地之大德，也就是表现了天地的本心。释义毕，还可以指实说事，是“大革命”之后的两三年，只说压得许多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多种帽子，都废弃了，这用古语说是救民于水火，用今语说是救命，其为德也就真是非言语所能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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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的体制所限，还是缩小范围，说自己的复。不值得零零碎碎说，改为总而言之，是适应政局的大变。听关心我的好心人的劝告，更抓紧写请求信，还找过据闻处理这类事情的人。仍是无下文，直到1978年六七月间才得到答复，是落实，改正，恢复退休待遇，户口回北京，退休费补发与否未定（后来补了）。此时才明白，所以长期不变，忽而有此突变，是上方经过先则人亡政息、后则人存政举的变化，有了新的应该复的指示；我的多次请求，作用充其量只是提醒办其事者，还有这样一个悬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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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已定，但变为实际，就还要履行不少手续。比较麻烦的是移户口，纵使你心里可以暗发个牢骚，“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事实是有了当初，就不管如何麻烦，还是要今日。记得是1978年的晚期，负责落实政策的办公室负责人张君克（可？）宽找我去，同我说，户口回来不成问题，但有个小困难，是教育部应该给我住处（部对于职工，“自”做的诸事都通情达理，此亦一证也），可是目前没有房，到公安局办移入手续，要写明移到某街某巷多少号。我回来同家里人商量，女儿不愧是在新社会长大的，说填北京大学十一公寓203号（即原来的家），快办，以防夜长梦多。后话提前说，是果然，三四个月之后吧，又下来个新的文件，户口复旧改为“就地落实”，如果我等住房，就将如加右派之冠、发往晋南的孙玄常先生，有回京之机会而拖拉，就老于晋南了。且说其后是填上北京大学的住处，到次年1月，公安局准予迁回的手续办完，仍是部对职工宽厚，负责到底，未劳动我的大驾，派人到我的家乡去移户口。是2月上旬吧，去办户口的人回来，说还有些杂事未了，须我自己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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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究竟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很可能就不会有再去看看的机会，去告别吧，同人和地。仍是应该抓紧，于2月13日起程，先乘火车到天津，住胞妹家。买了些点心和酒，作为告别的礼物。为了轻松一些，让四外甥邢振奇（较多办事能力）跟着去。次日，即14日，清晨上路，乘长途汽车，上午就到达河北屯镇。应该别亲疏，直奔老姐家。听到落实情况，老姐高兴，但想到聚会几年的她心目中的“小”弟弟从此将远去，也许不能再回来，又显得难割舍。在老姐家用午饭。镇不大，口耳相传的消息也快，不久，几位多有来往的熟人，王树棠老哥夫妇，杨玉发，杨瑞等，就都见到。王老哥曾患脑血栓，尚未复原，王老嫂（当然是小脚）像是走路更难了。下午西行，先到石薄庄大队，“进谒”大队书记（初来时未行此礼，也许失之太不世故），说明变动情况。然后找会计（小队的，大队的，动笔办事的是这些人），由振奇外甥办理诸多手续，我到石庄去辞行。本村，都认识，至少是外表，要不分亲疏远近，家家必到。赶任务，不能多停留，幸而门户不很多，用了小半日，胜利完成。自己的家门当然要看看，房屋毁于地震，砖瓦木料是贵重的建筑材料，由大队拉走，正如《心经》所说，“色不异空”，就成为一片空地。次日上午继续办手续，不能快刀斩乱麻，留下振奇应付，我到李各庄去看南院大妹妹。三年多未见，她的公公已经下世。仍吃她做的烙饼炒鸡蛋。午饭后回河北屯，迁户口的事已经办完，于是携振奇西南行五里，到侯庄子看三表妹夫妇。告别，因为乡居时来往多，都有些感伤。感伤也不单行，听说在天津与我多有来往的刘仲三，退休后回大良镇，于一两个月前作古。在侯庄子住一夜，16日早饭后北行，到张庄去看马德山表弟一家。因为赶时间，谈一会儿就东行。过肖庄，想到王勤弟已贫病而死，实在没有勇气看他那间小屋和窗前的两棵枣树，由房后身绕过去。又到石庄，算完粮食账，到镇上午饭。饭后到几家熟人处辞行，乘下午的长途汽车回天津。在天津耽搁了两天，看了最近的三四家亲友，于19日过午回北京，往返恰好用了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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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手续只有移入一项，或者真是归心似箭，次日上午就往海淀派出所去办上户口的手续。移入是他们批准的，当然好办，户口本上恢复我的大名，三两分钟可以了事。还要到主管粮食的部门去转粮食关系，好容易找到这个单位，却未能马到成功。值班的是个女的，而且年轻，见到老朽不免有气，大概因为未带副食本吧，气昂昂地说，缺什么本，不成。我谨受教，回家吃午饭，下午再去办。入门，想不到值班的不再是那一位，而换为男的，年岁像是已经耳顺左右。我递上诸多证件，他看过，然后注视我一眼，面对墙，想了想，拿起笔，一面写一面跟我说：“定量三十二斤吧。”我吃了一惊，但也不好说什么，辞出。何以吃惊？因为臭老九，而且退休不再工作，通例是最多月二十八斤。回来的路上我想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可怜我被迫还乡，受了不少苦，现在得回京，一月多吃几斤，补补吧。如果我的推想不错，对于这位的善意，或扩大为“仁者爱人”的品德，我不能不表示钦仰。此外还能说什么呢？只得抄《诗经》旧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以求后来者知此事，也随着吟诵两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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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逐出都门近八年的户口官复原职，当然是一喜。喜一，内容却非一，也想说说。还是先唯物，是每月有了入口的那一份。其次，也可以写在唯物项下吧，是就不再有常跑派出所续户口的麻烦。还可以加个其三，转入唯心，却最重大，而且说来话长。我的老伴幼小丧父，多年孤苦无依，养成怕这个怕那个，总觉得周围多风险的心理。“文化大革命”初起，她目睹耳闻打杀抄家，心病加重，怕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其中一项是我在北京寄居，入夜来查户口，她总是吓得浑身打战，心几乎要跳到胸腔以外。我劝她，说我不是逃犯，查户口，有临时户口证明，合理合法，不必怕。她说这道理她懂，可是看见民警，一想我不是北京户口，还是浑身发冷。这一来好了，我出入家门，她就可以不为我这乡下户口而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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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某名人的高论，连写诗填词都要有社会内容，我歌颂“复”，就应该把喜放大到己身和老伴以外。可是这样一来，我这支本来就无力的秃笔就更加无力，因为，还是由己身下笔，我是未加冠的，得复，还有由幽谷迁于乔木的感受，可以想见，那千千万万头上有冠的，千斤重压长年在头上，一旦去掉，由不能抬头变为能抬头，由不敢出声变为敢出声，由难得活变为容易活，总之由不是人变为又算作人，其感受应是什么呢？显然，是连善于编造的小说家也不能如实写出来的。也是《易经·系辞》，可是在上篇，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就交给“意”，让有兴趣会的人去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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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说说，因“复”而生的“意”，不只可以“会”，还能产生教训。这教训是，讲治平之道，来自几十年来的见闻，有两条路。一条路，挖空心思制造多种帽子，给千千万万人戴上，使他（她）们面上无光，身上有枷锁，求生难，求死不得（包括自己舍不得受之于天的命）。另一条路，不欣赏也就不借助这多种帽子，并把已有的帽子扔掉，使人人能活，并活得有安全感。应何去何从呢？小民的意见是明确的，要坚决走后一条路，堵死前一条路，并在路口标明：此巷不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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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十年而后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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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是约数，指由1969年8月5日离开北京往干校，到1979年1月15日回社里工作，差不多九年有半，我离开一生工作时间最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浮屠“三宿桑下”会“生恩爱”，况我自五十年代起，即以社为另一个家乎。所以视回社工作为我经历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幸事。大，宜于说说原委。“文化大革命”带来无限的荒唐事，其中一个是撤消教育部，出版社是部的直属单位，“皮之不存”，毛自然随着灭亡。但其中的人还在，只好以干校为转运站，劳动个时期，老的退，不老的分配往各地。过了几年，政局大变，要拨乱反正。单说出版社，是编印中小学教材的，当然要恢复。可是人散而之四方了，怎么拉回来？据说是主政者有魄力，下令，凡是出版社的旧人，出版社要，立刻放。于是不少旧人就陆续回来。照原来，编辑、出版等，各部门，都组织起来。可是原来的办公地点还乱而没有正，怎么办？还是靠主政者的魄力，拆平房，起高楼。楼建成之前，租饭店办公，饭店改为办公室，名不正言不顺，“必也正名乎”，也好办，称为编教材的什么会议。于是有人有地，正像约齐角色，有了戏台，就击鼓敲锣，挑帘出场，演起来。因为情况如此这般，所以我恢复上班，不是东南行，如旧日，到景山之东、老北大的第二院，而是西行，到香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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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香山饭店是后话，其前还有应该说说的，是让我回社工作，有关的人是怎么考虑的。有关的人都熟，但这类事，自己不便问，只好推断。首先是退职问题，这种退是变相的开除，让回来是起复，显然，他们认为我本无罪，受这样的打击不适当。其次是我的为人，一向以直道对人，用不着防范；工作呢，勤快，认真。也可以说有所长，文言，语法，笔下，都还过得去。可能也考虑到目前的工作，两大宗，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和编写中学语文课本中语言方面的知识短文，以及其他一些零碎事。编《古代散文选》下册是重点，以余力做些语文编辑室的工作。说是重点，因为其中有个情况。这部书是六十年代初，由吴伯箫主持，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一部分人参加，最后由隋树森定稿，主要是供中学语文教师研习，以便改进文言教学用的。计划收文范围由先秦到鸦片战争，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于1962年出版，中册于1963年出版，下册尚未编成，“文化大革命”来了，以致多年来未能成为完璧。七十年代末出版社恢复工作，重印了上册和中册，赶编下册就成为当务之急。动手之前要组班，原来的编辑室主任王微干校结业后回他的原单位兰州大学，可是已休，还在北京的出版社宿舍住，于是请他主持。隋树森和王泗原由干校回北京，也请来参加。与上册和中册比，还嫌人力少，可能主要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让我回来，参加这个小集团。不久分工。选定篇目，大家一齐动手。篇目定，动笔就不能一齐。多年惯例，王微是审而不做，王泗原是不愿总其成，由上册和中册顺流而下，当然应该由隋树森定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说他不再担任定稿的工作，于是三面推，就把定稿的工作推到我头上。当然，定稿之前还要注释若干篇。说这些是诉苦吗？非也，因为如果没有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任务，我用处不大，也许就不能回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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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回社的具体过程。总的情况是紧凑而不很拖拉。查这一段的日记，复查办公室正式通知我干校的处理已改正，是1978年11月17日，其后六天的23日，黄光硕到我家里来，说希望我回社，参加工作。显然，这是社的主事人已经决定，他才敢传这样的话；推想传话之外还有个任务，了解一下我会不会不同意（有因多怨气而拒绝的可能）。前面多次说过，对于部和社，我一直认为通情达理，也就没有怨气，所以当即表示，我同意回去工作。其后的12月21日，我收到隋树森先生一封信，也是谈约我到社里工作的事，显然这工作是指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准《三国演义》之例，茅庐三顾，还欠最后一顾，是1979年1月10日，刘国正和黄光硕二位来北大我的寒舍促驾，当即商定，下周的星期一，即15日，我移住香山饭店，又过上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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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机遇》，说机遇有摆布人的难以抗拒的力量。这次回社工作又是一次机遇，若干年之后回顾，感到影响也颇不小，只想说一点点彰明较著的，算作举例。依常见，分得失两类。用食蔗法，先说失。恢复工作以后，我直属编《古代散文选》下册那个老而休的小集团，行动自然就要随着这个小集团。记得总是回社不久，有个变动组织关系（即变休为工作人员）的机会，即填个表，申请仍旧算工作人员，姓名即可由退休那一本移到正式职工那一本。我们小集团曾非正式交换一下意见，王微组织关系在兰州大学，与此无关，隋、王二位认为，费一回事，将来还要办退休手续，不如取逸舍劳，我无主见，也就未填表。想不到几年之后，乱变为正，就陆续有升级、增薪之事，我们三人不在职工之数，当然就不与焉。隋、王二位关系小，我关系大。因为1956年评级（建国后三十余年只此一次），他们二位定为五级编辑（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是七级，（最高级的）低级知识分子，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块五，退休后拿百分之七十五，即九十四元多，不够一张大票。这里说这些，非怨言也，而是想保持一项什么记录，是由1951年到现在的九十年代，级别未变，工资未变，想当是古今中外所罕见，可入记录，总是光荣吧？还要说一项光荣，是1987年初，社里客气，送我们几个老朽一顶“特约编审”的帽子，特约者，非来于上级官之点头盖印也，所谓内部粮票，今天借这里的稿纸一两行，声明一下，以期有“成人之美”之德的君子，不斥为伪劣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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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说得，是收了些粮食，其中有生产队的，有自留地的，我一直认为，如果不回社，必将颗粒不收。何以这样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给公家编的，如《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之类无论矣，不回社就必不能成书；就是产于自留地的，如《负暄琐话》《禅外说禅》之类，你家里蹲，等于没有组织给你作保，也必没有出版社肯接受出版。所以，正面说吧，近十几年，如果（仍是脚踏在常见上）说我还略有成就，这成就的机遇性的原因是，有关的几位开了社的门，让我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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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两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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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饭店为题，是想说说，我回社工作，由1979年1月15日迁入香山饭店起，到同年11月30日迁出西苑饭店，改为到社的新楼上班止，将近一年，生活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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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四人小集团里，我的地位比较复杂，或者说模棱。他们三位定时开碰头会，地点是原公主府西路三层大房中间那一层里，散会后各回各的家，这表明编这本书，他们是专职。我呢，是由香山饭店来，散会后回饭店，这表明编这本书，我是兼差。兼差，两地有没有主从之别呢？推想，早期，香山方面会认为香山是主，四人小集团相反，会认为编散文选是主。实际正是这样，编散文选的工作单一，却很重；香山的工作多种，选文，改文，写文，等等，零零碎碎相加，也就成为重。后期（主要是1979年之后）有了变化，因为先是隋树森不愿意担任总其成的定稿工作，接着，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旬，他患脑血栓住了医院，就变不愿意担任为不能担任，我成为编散文选的主力，语文编辑室的多种工作就只能推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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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饭店远在香山，西苑饭店在西郊，动物园以西，尤其香山饭店，离社，离我家，都不近，其时我已经扔了自行车（路远是一因，另一因为怕摔倒伤骨），所以几乎是天天乘公交车在路上跑。入城，小集团会，连续几个月，都是商定目录。时间拉长，原因有工作性质的，比如选文，就要先翻书，一个人推荐，还要交换看，入选的多了，也许要剔除几篇，总之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决定的。还有时风性质的，是多年经验，大胆不如谨慎，负责不如推托，斩钉截铁不如模棱两可，所以碰头，次数不少，定目录的工作却进展很慢。到香山，来什么工作不一定，有公家分配的，有私人求的，都是急来抱佛脚性质的，多则三五天，少则当天，就要交卷。这样，香山住将近五个月，西苑住将近六个月，生活的总的特点是反道家的，动多而静少。但回到常见，也有好处，一是不会因多闲而感到烦闷；二是头绪多反而可以生产自由，比如因什么事，或天气很坏，不愿出门，就用不着请假，因为我的尊体，是既可以在饭店，又可以在城内的。说起在城内，还想加写一笔，是流连至午，要吃饭，总是或应王公微之约，或应蔡公超尘之约，到他们家既酒且饭，现在，这二位都已经作古七八年，所谓墓木已拱，每一念及，禁不住兴起人琴俱亡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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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襄楷传》中有介绍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生活之道的话，是：“浮屠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爱，精之至也。”我是常人，宿香山饭店，宿西苑饭店，都是三的几十倍，总当生恩爱，以致不能“精”了吧？想想，也确是这样。先说香山饭店，在北京有名的风景区香山的东麓，可谓得地利。我冬天迁入，夏天迁出，在那里度过整整一个春天，可谓得天时。再有，我住的时期，饭店的建筑还是照聿铭的设计改建以前的，平房，朴素而淡雅，住在里面，还可以联想到山水画上描写的山居景象。说起山居，又不能不想到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理想，是很多人，纵使身不能离市井，心却还是在向往山林。可是入山林，如《葛稚川移居图》之类所描画，又谈何容易。所以我得这么个机会，能在山里住不很短的一个时期，一直觉得是值得常记于心的一件幸事。秀才人情纸半张，为了留住这种心境，就在其时的晚春，还诌了四首五律，标题为《香山漫兴》，第四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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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勒连钱马，金轮步辇车，何如烟岫里，毕世作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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