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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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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政府以扫除文盲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突击识字”等方法失败以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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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字改革开始于清末，内容逐步发展，前后包括：（1）语言的共同化；（2）文体的口语化；（3）文字的简便化；（4）注音的字母化；（5）语文的电脑化；（6）术语的国际化。50年代提出三项文字改革的当前任务：（1）简化汉字，（2）推广普通话，（3）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参看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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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给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会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我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1）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2）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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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设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展示四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没有得到语文界的积极响应。于是在文改会下面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制订方案。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不便国际交流；1928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写法太烦琐，难于推广；于是决定研究制订更加适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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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方案委员会详细研究了方案的原则和技术问题，包括：（1）字母形式问题（民族形式和国际形式；译音方案和文字方案等）；（2）语音标准问题（人为标准和自然标准；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等）；（3）音节拼写法问题（双拼和音素化；字母标调和符号标调等）；（4）字母的具体安排问题（声母“基欺希”的安排；舌尖前后元音的安排；双字母的减少；新字母的取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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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字母形式问题提供参考，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先分篇发表在《语文知识》杂志上，后来出版单行本。我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1）拉丁化，（2）音素化，（3）口语化。并从反面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不是”：（1）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2）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3）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论点，我写成文章发表在香港《语文杂志》和其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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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复研究方才完成。当时从原则问题到技术问题，都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最后在1958年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后来在1982年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成为书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我写的关于拼音方案问题的一些文章，集成一本《拼音化问题》，后来在198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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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方案公布之后，我进一步研究以语词为单位的“正词法”。经过多年的推敲，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配合正词法，我从50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经过两次修订再版，1989年又出版“重编本”。《汉语拼音词汇》的特点是，正文以语词为单位，采用纯字母排列法，使同音词都排列在一起，现在已经成为中文电脑的词库基础。我写的关于正词法的论文有：《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正词法的性质问题》《正词法的内在矛盾》等，后来收集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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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从1958年秋季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小学的必修课，中文辞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用拼音字母注音和排列正文，电脑输入中文的新技术采用“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我国语文政策规定，拼音是帮助汉字的设计，可以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各种工作，但是并非取代汉字的正式文字。“拼音”不是“拼音文字”。所谓“拼音化”有广狭二义：狭义指作为正式文字，广义指任何的拼音应用，包括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在电脑上应用等。广义的“拼音化”已经广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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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字母的创造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从现成汉字（三十六字母）到变异汉字（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外国方案（威妥玛方案）到本国方案（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符号，国外用国语罗马字）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1958年国家公布拼音方案）到国际标准（1982年ISO通过拼音方案为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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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二、使文字改革跟语言学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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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运动有三个方面：（1）群众的文改运动（主张有的激进、有的稳健，有的成熟、有的幼稚）；（2）学者的文改研究（钻研较深，主张不一，重理论而轻实用）；（3）政府的文改政策（各个时期有统一的规定）。辛亥革命以来，文字改革逐步前进，但是没有长远规划，缺少理论指导。我是从群众运动中来的一个感性工作者，自己知道知识不足，水平太低，深感文字改革需要跟语言学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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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季，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约我去开讲一门“汉字改革”课程。我借此机会把清末以来文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整理一番，从中归纳出一些原则，就我的浅薄了解，尝试跟语言学（包括文字学）挂钩，希望使文字改革成为一门可以言之成理的系统知识。我的这一努力是幼稚的，可是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后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约我去再次开课。我把讲稿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一书，1961年第一版，1964年再版，1979年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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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秦并六国，发生“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在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创制民族语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掀起文字改革。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变化，称之为文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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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关于国家共同语：共同语的词汇基础和语音标准问题；异读词的读音规范化问题；词与非词的界限问题；语词的结构问题等。关于汉字：汉字和语词的使用频率问题；汉字的分层应用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声旁的有效表音功能问题；现代汉字的部件分解问题等。诸如此类新问题的提出，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使文字改革从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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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音词问题：我认为同音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词，汉字可以做到，拼音也可以做到，但是这只能使“同音词”变为“异形词”，不能使“同音词”变为“异音词”。同音词依旧是同音词。我提出，同音词有“四不是”：（1）不能单独成词的同音汉字不是同音词；（2）异调同音不是同音词；（3）文言古语同音不是现代汉语的同音词；（4）语词和词组同音不是同音词。除去“四不是”，同音词的数量就不是人们所想象那么多了。语言有分化同音词的能力；在传声技术时代，这一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50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读音分化，把“初版”改为“第一版”跟“出版”相区别，这是成功的例子。在“异读词”的审音工作中，区分了更多的混淆不清的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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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问题：我在分析一本《新华字典》和若干报刊文章之后，发现现代汉字（约7000字）中“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为39％”，如果要区别声调，有效表音率不到五分之一。我写了论文《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1978）和一本小书《汉字声旁读音便查》（1979），说明“秀才识字读半边”根本靠不住。古人造字，只求声旁读音近似，不求读音准确。读音的历史演变，使声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声旁表音只有“近似性”，这是中外古典文字的共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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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7000个现代汉字中，有基本声旁545个（不同字典数目略异），其他是滋生声旁。在现代汉字中，能独立成词的“词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占三分之二。“词字”数量有相对稳定性。这些数据有多方面的实际作用，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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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我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大约是90％，每增加1400字只提高覆盖率大约十分之一。这个规律给减少汉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一项统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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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汉字学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实际是“历史汉字学”。为了当前应用的需要，我提出要从历史汉字学中分出一个分支，叫作“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1980年我发表论文《现代汉字学发凡》。不久，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并且编写出版了几种现代汉字学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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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在民国初年就事实上萌芽了。当时提倡：废除反切，用字母注音；简化汉字；改进查字法；用统计方法研究小学用字问题。在日本，革新的研究开始得更早。我在《现代汉字学序言》（1993）中说：现代汉字学是“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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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从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515字）类推成为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2235字）。在7000个现代汉字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三分之二是没有改动的传承字。这些规范汉字已经普遍用于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报纸和杂志，只有招牌、广告等所谓“社会用字”还处于混乱状态。在台湾，手写行书也用简化字，跟大陆大体相同。香港“繁简由之”，回归之后渐渐改繁为简。根据小学教师的经验，简化的好处是“好教、好认、好写”。简化字的清晰性在电视上极为明显。王羲之的书法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简化无损于书法。但是简化的好处不宜夸大。汉字的困难主要在字数太多。日本重视减少字数，一般只用1945个常用汉字，值得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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