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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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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李辉 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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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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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生，湖北随州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著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封面中国》、《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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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风云散去，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时期。许多亲历者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忆80年代，怀念那段激荡岁月。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个人视角，重现自己所见的思想世界。他在自序中说：“没有那些旋转不定的苍老身影，80年代不会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没有那些高低起伏明暗互现的声音，80年代也不会浑然而成一曲历史交响；没有那些走在前面的跌跌撞撞，不会有后来者头顶上渐次拓展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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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李辉二十一岁。他自小生活在湖北的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在填大学志愿时，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1978年2月初，李辉从家乡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暑假期间，同班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顿时轰动，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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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李辉来到中文系资料室找书，看到靠西边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先生”。他是贾植芳，铁骨铮铮的“胡风分子”，一生进过四次监狱。不久，李辉成了贾植芳家的常客，一起喝酒，一起品茶，听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在贾家，李辉认识了“胡风分子”王戎、耿庸、何满子、顾征南和贾植芳早年的学生施昌东、章培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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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成为影响李辉一生的老师。在读书期间，李辉与同学陈思和开始合作研究巴金，就是在贾植芳的指导下去读最初的版本。1982年毕业时，李辉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带着贾植芳的介绍信，一一登门拜访他的老朋友们，从此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2008年秋天，李辉突然接到一个潘家园旧书摊主的电话，那位摊主手上有一封当年贾植芳让李辉面交牛汉的信，李辉买了回来。后来李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下面的听众好多是第一次听闻牛汉这个人，第二天早上就传来牛汉去世的消息。当天《钱江晚报》恰恰摘了一篇李辉的《绝响》一书里面的内容，正是李辉拿贾植芳的信去见牛汉这一段故事。李辉说：“人生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像我这种懵懵懂懂就撞上了高考，进了复旦，才能够认识贾先生，改变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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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当文化记者，李辉起初接触了两个圈子：一个“巴金圈”，一个“胡风圈”。“我因为研究巴金就去找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胡风圈就找胡风、牛汉、绿原、路翎。”1987年，李辉从《北京晚报》转到《人民日报》，涉及的领域更广阔。“在两份重要的报纸工作过，作为新闻媒体人还是挺幸运的。而且比较巧的是，开始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是‘文革’前邓拓《燕山夜话》发表的地方，正好邓拓的儿子也在副刊。领导我们的主编都是‘文革’前跟邓拓打过很多交道的人，在这样的单位工作感觉还是挺有历史渊源的。后来我到了《人民日报》，恰好邓拓又曾是《人民日报》的总编。我到了北京之后，想象不到有好多东西的关节都能连接得上。作为媒体人，或者作为写作者来说，有这么一些关联是挺有趣的，也有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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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圈”中，李辉认识了萧乾，后来写出了《萧乾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李辉写出了多本深有影响的传记与随笔集，这些书关心的重点都是“人”。在文学江湖，难免人的恩恩怨怨，李辉可谓是“阅人无数”，抱的是同情与宽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意渲染作家之间的个人恩怨，我谈文化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态度。包括沈从文和萧乾、巴金和耿庸的矛盾，我都通过他们的朋友调解，后来解释清楚了也没什么太大事。当时文化界之间互相有矛盾都是正常的，现在也是。包括黄永玉和汪曾祺，我了解之后发现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亲密到疏远，再到重新见面，都非常自然。30年代有很多原本很好的朋友关系疏远了，这很正常，因为谁敢说你会和一个好朋友几十年一直到老都是好朋友？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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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和文化人打交道时，有自己一套办法和原则。“有的老人是有些毛病的，但这些毛病不是很坏的毛病，是性格使然。接触不同性格的老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沟通，对我来说，和老人打交道是一种沟通的过程，有时候要忍辱负重。但关键是自己还要有见解，不能完全附和。有的老人其实也不愿意你完全附和他，你要是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或建议，他反而会尊重你。”李辉说，“这样的老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正常，因为那一代人是二三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宁愿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交往，而后来的人，可爱的人不多，有的虚伪，有的自大，一般情况下我会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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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风在世时，曾对李辉说：“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现在很多老人真的渐渐离去了，李辉说：“真有这种感觉。过去到一个城市，至少有两三个人值得我去探望，现在去就觉得没有可探望的人了。这也正常，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对我来讲，那座城市就没有过去的吸引力了，没有冲动要去了。但随着时间变化，你会有新的朋友。郁风的意思是你可以聊天的人少了，那些可以带给你想知道的领域的知识的人少了。但时间在变，也需要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同一领域的同事。所以完全寂寞是不可能的，而且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整理来往的书信，包括写《绝响》这本书都不寂寞，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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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80年代，贾植芳先生对你的影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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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上大学之前，像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像我，在小地方长大，家里又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家，所以知识结构和想问题的方式都比较简单，知识面也窄。但是兴趣广泛，比如对历史、文物都有兴趣，小的时候还喜欢和老人聊天。后来遇到贾先生，他谈话的内容、看问题的方式都对我影响挺深的。贾先生是个很有看法但又很能包容的人，所以他对一些批判过他的人，比如周扬，能看得高一些和深一些。另外，他治学和教育学生的方式可能更接近于过去老一代的方式，重视资料和版本。所以，我搜集资料的能力就是在复旦形成的，因为从二年级开始我与陈思和就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巴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邀请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学生参加复旦中文系一批老师的整理工作，编一本巴金的研究资料。他建议我们要看巴金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就到上海图书馆和其他大学的图书馆借当年的旧杂志，借到了20年代的杂志。因为巴金最早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要看很多20年代的政治刊物。这些任务是对资料的搜集、阅读和整理的训练，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搜集史料，跟这个训练很有关系。我在整理的过程中从不觉得枯燥，每发现一个新的小内容都会兴奋。在大学期间，我看到早期的《良友画报》，还有30年代的《现代》杂志。当年我的本子上抄了很多杂志上的广告，尤其是30年代刊物上的广告，慢慢抄了很多笔记。所以，现代文学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说做了很深的学问，而是一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兴趣的培养。这种东西就是贾先生影响我的，因为他说过不要放过资料里的细节，哪怕你觉得很细微的资料，也许能帮助你了解一些作品或作家的状态。当时很多作家都写广告，胡风、施蛰存、巴金、鲁迅、叶圣陶写广告，而且都写得很精彩。根据这些抄录的广告，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学广告的文章，还把巴金、胡风、施蛰存等人写的广告，请他们一一确认。我曾打算好好编一本关于现代文学广告的书，可惜没有时间做。后来，范用先生编辑一本现代文学广告的书，我便提供给他编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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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贾植芳先生《早春三年日记》写得很精彩，他那时还没有正式平反，很多东西写得很睿智，很有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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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实际上，贾先生一直坚持写日记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天，几乎一天不落，除了有几天身体不好落掉了。有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几天，回来之后就马上补写这几天在北京的见闻。陈思和正在组织出版一套贾先生的作品全集，里面补充了一些他的日记。他的日记中有丰富的资料，史料价值很高，而且反映出他对很多问题的坦率的看法，包括对一些很熟的人的意见都会写出来。所以，这是很私人化的，但也是很有见解的。《早春三年日记》是我帮他出版的，他的日记出版了好几种。我是1978年2月进校，贾先生还没平反，但已经从劳动的印刷厂回到系里。他还不能开课，但可以当资料员。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是在日记里体现的，包括同时期他写给朋友的信，也是很坦率、很直接的写法。那一代的人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动荡之后，像贾先生这样性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变化，还是按照过去时代形成的方式记录自己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的人，是不多的。对我来说，能够在大学期间结识这样一位老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到北京工作之后，带了他写的介绍信去。和贾先生在北京的朋友交往，也拓展了我的视野，扩大了人脉关系。有时候历史的偶然性和巧合性是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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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复旦大学毕业后，你是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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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们那会儿分配是这样的，我不去北京还不行。当时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是湖北的，都分到北京了。但那位同学不想去，因为他是独子，想方设法才回到武汉，等再分配。当时需要新的大学生，所以北京的新闻单位也好，中央单位也好，都要求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单位普遍都还不错。我分到《北京晚报》，毕竟比较活，所以可以接触很多的文化人。这样就能把在大学里研究巴金形成的知识圈，还有胡风圈的人都采访了，这两个圈是我在北京最初接触的两个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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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像贾植芳这些前辈有二十年的时光都浪费在政治运动里面，到了80年代初是不是有种重获青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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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对，所以我在《绝响》中就写到，他们那一代人在1978年之后，经常说“第二次政治生命”或者“生命的第二次开始”这种话。对他们来讲，被重新认识或被重新启用，重新开始写作之后，遇到像我这样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么熟悉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事情那么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他们约稿或者采访，他们其实都挺高兴的。因为那个时候媒体也少，全北京也没几家。他们愿意和我谈那些经历，因为他们过去一直是受到挤压的一代，现在又重新恢复了。所以，那时候能够很容易和老一代建立联系。当时没有电话，就写信，他们有信必回。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这对我写《绝响》那本书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有很多当年的往来书信、日记、报纸、节目单（戏单）和采访笔记，这对于回忆历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往往都是轮廓性的，有些细节可能是只凭记忆，是不可靠的。80年代是一个文化突然开放的年代，世界各地的各种演出、电影都是在那几年突然来到中国的，让人眼花缭乱。从文艺评论界来讲，很多概念兴起也是在那几年。从弗洛伊德开始，一直到很多新观念兴起。演出也是，文化的开放也是。过去很多国家是不能到中国演出的，那时全来了，而且来的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好的演出。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也是那个时候突然爆发出来的，比如高行健的一批话剧，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到今天还在演出。所以这些节目单的留存也让叙述更有真实感，比如《绝对信号》最早在节目单上预告的名字叫《在守车上》，正式演出才改为《绝对信号》。如果不是有节目单，我自己肯定早忘记了，有节目单留下来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叙述历史，资料越多越好。史料只有重要不重要，没有好不好，都是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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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现在想起来觉得你很幸运，80年代有那么多老前辈还都健在，像沈从文、曹禺、萧乾、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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