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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陈来 国学研究的视野要面对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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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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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生于北京。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师从冯友兰、张岱年先生。1981到200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9年转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并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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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经代表了中国学术的高峰,当年历时仅四载,但“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让后辈学人神往。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浴火重生,院长是陈来。新办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设在清华园立斋,依稀保留旧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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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1976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随后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张岱年,1985年获哲学博士。“文革”结束后的北大,老先生们已在政治运动中耗费了多年光阴,仿佛一心想补回来。陈来说:“张岱年先生从七十到九十岁所写的文章、出版的著作数量之大,我还没发现当时在国内有第二个。一般很多老先生到七十岁以后什么作品都没有了,他等于是把二十年时间里心里想写的文章、想做的研究,从1977年开始陆续全写出来了,把二十年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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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起初想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1979年开始研究朱熹,硕士、博士论文都写朱熹。陈来在冯友兰、张岱年的指导下,衔接的是民国时代的学术研究,同时关注海外的研究成果。多年后,陈来认识了旅美学者陈荣捷。陈荣捷一生研究朱熹,成就斐然。1987年,陈荣捷访问朱熹墓时,“咕咚”一下就跪下磕头了,在场的其他中外学者都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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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读朱熹越深,越感兴味盎然。他说:“朱熹不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很严谨,所以他年轻时就很喜欢跟人家辩论,他总是抓住一个理论问题,深入分析它。他在跟同时代的人的辩论中建立了权威,主要是通过书信,讨论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别人总讲不过他。朱熹十九岁中进士,七十一岁去世,他只在外面做了九年官。他的学生都是自愿来追随的,向他学习请教。”陈来的研究成果是《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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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后来写出了《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等著作。他认为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典型代表。“一流学者代表文化最高的形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要看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最高点达到了什么程度,这要有些人来代表的。二流学者都受到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启发引导,甚至在他们的典范下发展,没有这些一流学者,就没有二流学者。朱熹、王阳明对他们的那个时代来讲,有指标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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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中国学界与西方的交流日渐频繁。陈来也常常受邀到美国、台湾、香港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当他与美国学者交流时发现:“我们是在哲学系里面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的哲学系里面就没有中国哲学,在美国大学里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有时候在历史系,是作为中国思想史来研究的,所以美国的哲学研究受到历史学的影响很大。美国的汉学研究,对中国哲学来讲是偏重历史。他们的好处是视野有的地方比我们要宽,因为有欧洲的思想史、西方的思想史作为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科学非常发达,有些相应的方法可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一些研究。同时,美国学者强调历史、强调社会,这也是因为语言的隔膜,一个西方学者要进入中国哲学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要真正能够了解庄子、了解禅宗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像研究一般的社会、研究人的行为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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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把基础研究放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史,但他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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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陈来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平台,致力于学术活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各讲座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知名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到清华园讲演。陈来认为:“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在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我们期望,正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的范围中,才能不仅为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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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陈荣捷先生一生研究朱熹,钱穆先生晚年写了《朱子新学案》,余英时先生则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有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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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有一定的可比性。钱穆先生研究朱子,他的取向是以学术思想为中心的,而余英时先生的书是以研究历史世界为中心的,所以可比性就是角度转换了。钱先生是以学术思想史做的研究,而余先生的书不是学术思想史,他是注重政治文化、政治史,就是朱熹所在的政治世界、人物的关系以及朱熹的政治志向和政治参与,还是不一样的。以前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学术思想角度,哲学是思想的一部分。余先生是有独特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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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荣捷先生的研究,广义上还是学术思想方面,当然他是突出哲学为中心。钱穆先生不是突出哲学为中心,因为他可以说是突出经学的部分,或者作为理学史的眼光,这是钱先生的特点。陈荣捷先生比较突出哲学,他做的研究比较广,他的《朱子新探索》一书这么厚,对朱熹的很多具体问题都进行研究,不管巨细,只要他觉得是个问题,都进行研究。陈荣捷先生跟钱穆先生研究的形态还是比较贴近,基本是传统研究朱熹的方法,可以归结到以思想世界为中心;余英时先生则是以历史世界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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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杜维明的学术研究在美国受到什么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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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一般人都知道杜维明先生代表儒家思想,他在美国一般知识界的知名度很大。另外,在美国做纯粹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很少,很多人都是做中国思想史,受历史影响比较大,所以对杜先生的认识就有差别。特别关注历史的人会觉得杜先生对历史研究不是很关注,因为杜先生本来的意愿、想法、取向就不是强调历史的,他是强调儒学的价值、意义。杜先生做的工作都是阐发儒学的意义、价值和现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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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和谈话中对杜维明先生的一些看法,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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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何炳棣先生是很晚才关注到杜维明先生,但是一般来讲,何先生对杜先生的批评,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的人多认为他不太能站得住脚。何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也有点怕他,我看他好像对研究思想史的人攻击性很强,批评比较厉害。老先生的脾气就是这样,搞思想史的人不太敢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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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怎么看待“新儒学”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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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新儒学”有好多意义,一个就是宋明理学,那就是新儒学。这个说法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还有人讲的是“现代新儒学”,即熊十力、梁漱溟等;有人讲的是“当代新儒学”,即唐君毅、牟宗三等。中国现在也有些人高举“新儒家”的口号,这又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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