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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暴得大名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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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所以能“暴得大名”，除了前面的论述，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原因。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赶着写”三个字着实写出了胡适趋时的形象。民初的中国，能趋时，就易得名；但也必须不断地趋下去，一停下来，就要落伍。唐先生又说，胡适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而且是最合儒家原来面目之孔孟精义的士大夫。[2]这也是有体会的确评。在新旧杂处的民国初年，孔家店表面上被打倒，但社会上一般人下意识中的行为准则大体还没有太大变化。胡适这种在有意识的一面叫喊打倒孔家店，下意识的一面又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的人，实际上最受社会欢迎。但要维持这一点也甚难。也就是说，如果胡适一旦不能趋时，或不能维持其新旧兼容于一身的形象时，他所“暴得”之名也就可能很快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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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从社会的层面看，在民初的社会要能得名并且维持之，边缘知识青年的追随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胡适起初的得意，很大程度便是因此辈的拥戴。由听众来决定立说者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市场规律”，本是民初中国要实行以多取胜的西方式民主的必然后果。对少数特立独行的精英，能够做到“保护”已是民主施行得最好的结果。胡适所直接了解的“西方”，恰是读书人地位最高的美国（详后），也是“大众文化”兴起之前的美国，而他接触的美国人，又基本是中上层人，所以他受的民主洗礼，对于听众来选择立说者这方面，体会并不深。他也不曾深究过，留美学生归国者那时已不少，何以那些高官名流独愿意与他往还？在他自己，或者以为全凭个人的本事。这当然也不错，没有本事，何能到那一步。但听众的拥戴，恐怕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之所以被既存上流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国人”已经承认他为“导师”，正是这“国人导师”的地位，使他可以在饭桌上指斥现任内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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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拥戴与否，对胡适的名与位都是有直接影响的。这一点，他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且任何人的精力都是个实数，多用于此，必少用于彼。胡适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边缘知识青年；他少年时养成的防守心态又使他不得不与各方面周旋；随着胡适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以前流落异乡连吃饭也无保障的青少年经历渐淡，而与各种高官名流的应酬交往日多，更加没有多少时间专为知识青年说法，疏远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为胡适维持自己的名声增加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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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胡适好名已成固定认知，论者比比皆是，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胡适许多所为，也不仅仅是好名，有时还有为公众维持一个正面形象的深意。他曾说过：“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3]胡适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为士林领袖，社会的压力极大，对此他深有体会。1923年6月，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一师毒案感言》，肯定“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训很有道理。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颇叹“盛名之不易处”。[4]这是胡适的甘苦之言，但也说明，他维护自己的名誉也有为社会考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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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好名之心确实超过一般人，也最能体会少年得志者爱惜羽毛的心态。他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起梁启超成名太早，知道别人会收集他的字，所以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唐先生以为这是胡的夫子自道，信然。胡适一生基本坚持记日记，他后二十年的日记曾示唐先生以助其写《胡适之传》。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有意要收藏此日记，胡适马上说：“最好让我自己先edit［此词唐先生译作‘核阅’，是客气的译法，实际也可以有删削注改等意］一下。”后来便没有下文了。现在印出来的胡适前几十年的日记中，有些所缺的地方，可能就是胡适细心“核阅”之后将其抽去了。正如唐先生所说，胡适“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所以，要了解晚年的胡适，“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5]实际不仅晚年，得名之后的胡适都只能从仔细阅读分析中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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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6]这话是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的，当然对于胡适不是很亲热，因为周氏兄弟都或明示或暗示说刘半农以中年而不得不到法国去读博士是为胡适等人所迫，此时半农已去，想起来不免仍有点抱不平。但胡适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却被描绘得很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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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胡适好名，又颇具防卫心理，所以有些对其名声的树立有利的说法，他明知是错的，也佯作不知；有时还不得不略微说点谎以维护其名。如他对蔡元培、梁启超说他治学继承了古文家绩溪胡氏的方法及在北大先用博士称号等，多半都是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习惯使然。50年代胡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任馆长，另外大约还有什么象征性的头衔，但他却对人说“我在普林斯顿教过两年书”，也可见其爱名之一斑。1952年胡适到台湾，当记者问到美国文坛情形时，胡适表示只好“缴白卷”，因他不过随时选读一两部上了排行榜的美国畅销小说而已。这在胡适或觉已十分谦虚，逢场作戏说点小谎话无伤大雅。但细心而又熟谙美国文坛情形的夏志清先生立刻看出胡适这次“提劲”却搞反了。一是美国畅销小说出得太多太快，胡适哪里能随时紧跟着看；二是那本是“下里巴人”看的，并不能代表所谓“文坛”，胡适是说了外行话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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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后一点或者还可商榷。因为胡适在中国本来就是鼓吹“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学的，反推到美国，当然正是那排行榜上的畅销小说。夏先生以为胡适的外行话有失“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殊不知对胡适来说，这不是“文坛”还能是什么？美国人本未把一向替他们大说好话的胡适十分看得起，当然也不曾接受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但胡适有时也能斗胆指出洋人的不足（比如他就曾以为社会主义代表世界新潮流而洋人竟然没有看出来，详后），何况他最讲究“前后一致”，此时是否恰以中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眼光在看美国文坛，亦未可知。有可能反是夏先生误解了胡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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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虽好名但有分寸。他留学时在墙上挂有“汝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也”的英文条幅。他以为这与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义。胡适自谓他演说论学，都以此为准。“虽有时或不能做到，然终未敢妄言无当，尤不敢大言不惭。”可知胡适即使在“有时或不能做到”时，也还是有分寸的。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衔，与实际也差不了太多。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胡适不能从政时，曾“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的确，民初的中国，因为传统的道德节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风气每下愈况，在那样的情形下，议政还可以，直接干预政治实非胡适所能。若与许多时贤相比，胡适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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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胡颂平奉承胡适说真正够得上当他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胡适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可以当我的老师。”[9]就学问的深度言，这大致是实话，但他早年处于防守之时大约就不会说。就实际办事能力，二人也远过胡适。不过，胡适学问的广博和治学的大胆，都在二人之上。他更另有一的确超过两人之处，那就是他具备荀子所说的君子善假于物的特殊本领。丁、傅二人，都是长于组织能力的，特别对于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治理，都有极大贡献。但两人（特别是傅）或者因为太能干，有时不免偏于专断，恰缺乏胡适那种亲和力及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观念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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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年胡适有长期而且密切过从的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先天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这或者就是后来读韦伯的人喜欢说的charisma，不过是属于亲和性的那一种，容易使人感到亲近。但胡适待人最主要的还是靠其从少年时即开始的“做人的训练”，用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而胡适也的确善假于物。他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青年时如无蔡的提携，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应该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学都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10]这一点胡适自己很清楚，所以他虽对二人都有不满处，却能终生保持友好。而胡适又最善于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从黄侃那里挖过来成新派健将，把丁文江从梁启超那里挖过来反攻进步党，都是显例。胡适一生所靠，为安徽人、留学生和北大人三大群体。这些人中许多人的才能学问都在特定的具体方面超过他，而仍肯为他所用，充分体现了胡适善假于物的过人之处，这显然是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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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常态下，胡适能得名并基本维持之，说明他确有一些过人之处；特别是他有意识地为个人也为社会维护自己“具社会领袖地位”的形象，其“作圣”的本领远过常人。但是，胡适爱与人周旋和不时要“率性”的两大习性，有时却与其名声的维持有直接的妨碍。特别是在激进的民初，与“旧势力”周旋太多，必然“落伍”。可是当胡适要“率性”时，他也不怕“落伍”。这又可见胡适虽然好名，但也并非事事为名。他那时去见早已为人冷落的清废帝宣统，就是其“率性”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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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我称他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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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希望影响所有能影响的人的。恰好宣统的老师庄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适的日记说，某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在胡适的意思，不过多影响一人。这是他与宣统先已有的联络，而主动者还是胡适。实际上，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对胡适那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白话诗的尝试并不佩服（两人的真共识是反传教事业），不过胡在那时的中国已有相当地位，为宣统计，联络一下当无坏处。故庄士敦确向宣统说起“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并劝宣统不妨读一下胡适的东西。可是庄士敦也曾将反胡适的《学衡》呈宣统“御览”，恐怕他内心还更喜欢后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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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五岁的宣统到底“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当他安装了电话后，四处给人打电话玩，后来想起胡适，便拨通了胡的号码。恰好是胡自己接的电话。溥仪自己回忆的通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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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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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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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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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是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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