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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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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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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新月》和胡适们掀起的人权运动，仍波涛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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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新月书店出版《人权论集》，收录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发表的批判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文章。胡适在序言中写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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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自梁任公以后，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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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人权论集》遭查禁，《新月》第六期、第七期合刊，也被国民党中宣部秘密没收，焚毁。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光华大学解聘罗隆基教授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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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郁达夫、鲁迅等五十一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针对国民党“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的现状，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不久，国民党秘密逮捕盟员，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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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原是不同意搞自由运动大同盟的。鲁迅在其日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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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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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运动大同盟是李立三“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又无重要的檄文支撑，只喊喊口号，发发传单，草草收场是合乎逻辑的。李立三甚至约见鲁迅，“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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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苏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影响下建立的，后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1936年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左联自动解散。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田汉、钱杏邨（阿英）、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并通过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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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查禁书报，迫害进步知识分子，作家们争言论自由，依旧是这年的话题，用柳亚子赠郁达夫的诗句“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来概括，极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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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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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酝酿于1929年秋，翌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至1936年春，得共产国际的指示自动解散，存在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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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鲁迅、阿英、沈端先三人为主席团成员，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潘漠华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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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表决，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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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了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委。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鲁迅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已参加左联的不少人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践情形”盲目乐观的幼稚态度。并对已经出现的某些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也提出警告和批评，主张左翼作家文学的联合战线，应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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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革命文学论争的直接结果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形成”是不合逻辑的。创造社、太阳社那样气势汹汹地“围剿”鲁迅、茅盾，没几天就成了战友，未免过于戏剧化。真正能促成他们坐在一起的，是共产党做的大量工作。共产党已清楚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瞿秋白、冯雪峰就肩负着这个使命到上海工作，于是上海的左翼文艺才有了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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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还加入了由苏联控制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因此，左联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政治实践性很强的文学团体，同时还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比如，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召开大会，正式认可并推行“拉普”提出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也成为左联法定的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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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左联由“左倾”机会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人们难于冷静深入地探讨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机械地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必然导致大量作家的抵制。胡秋原挺身而出，他在《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说：“我们固然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之结合，但是……那种政治主张不可主观地过剩，破坏了艺术之形式，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胡秋原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苏汶也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从所表现的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另外正确的生活结论来”。因此，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现在来看，胡秋原等人对左翼文学因盲目引进苏俄文学观念，造成文学图解政治的倾向的批评，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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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岂能容忍这种声音，于是一场“围剿”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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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真研究左翼文艺批评家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对政治性、世界观和立场等问题都很敏感，他们只能从政治角度批判胡秋原、苏汶等的“文艺自由论”及所谓的“第三种文学”论。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左联批评家不能容忍别人批评左翼文学的“政治性”，“限制了个人创作自由”。这场论争就成了政治斗争，而离开了文学本身。显得气势很大，却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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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中，坚持文艺“都是煽动和宣传”，甚至把文艺看作“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其观念虽违背马克思文艺观，却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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