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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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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酝酿于1929年秋，翌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至1936年春，得共产国际的指示自动解散，存在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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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鲁迅、阿英、沈端先三人为主席团成员，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潘漠华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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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表决，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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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了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委。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鲁迅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已参加左联的不少人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践情形”盲目乐观的幼稚态度。并对已经出现的某些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也提出警告和批评，主张左翼作家文学的联合战线，应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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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革命文学论争的直接结果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形成”是不合逻辑的。创造社、太阳社那样气势汹汹地“围剿”鲁迅、茅盾，没几天就成了战友，未免过于戏剧化。真正能促成他们坐在一起的，是共产党做的大量工作。共产党已清楚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瞿秋白、冯雪峰就肩负着这个使命到上海工作，于是上海的左翼文艺才有了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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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还加入了由苏联控制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因此，左联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政治实践性很强的文学团体，同时还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比如，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召开大会，正式认可并推行“拉普”提出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也成为左联法定的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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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左联由“左倾”机会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人们难于冷静深入地探讨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机械地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必然导致大量作家的抵制。胡秋原挺身而出，他在《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说：“我们固然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之结合，但是……那种政治主张不可主观地过剩，破坏了艺术之形式，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胡秋原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苏汶也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从所表现的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另外正确的生活结论来”。因此，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现在来看，胡秋原等人对左翼文学因盲目引进苏俄文学观念，造成文学图解政治的倾向的批评，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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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岂能容忍这种声音，于是一场“围剿”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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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真研究左翼文艺批评家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对政治性、世界观和立场等问题都很敏感，他们只能从政治角度批判胡秋原、苏汶等的“文艺自由论”及所谓的“第三种文学”论。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左联批评家不能容忍别人批评左翼文学的“政治性”，“限制了个人创作自由”。这场论争就成了政治斗争，而离开了文学本身。显得气势很大，却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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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中，坚持文艺“都是煽动和宣传”，甚至把文艺看作“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其观念虽违背马克思文艺观，却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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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1982年发表的《〈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通过与‘第三种人’的这场论争，也是暴露了左翼文艺批评界的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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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左联的贡献，那就是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1928年年底开始在上海印行的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翌年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共八册），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到1932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系统地从俄文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拉法格等人的文论，这方面译介越来越系统和注重经典原著，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研究分析文艺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先锋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潮流。当然也出现了创造社、太阳社利用一知半解的“马列主义”标榜自己，打击别人的幼稚可笑的坏风气。但在左联开展的两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因时代的局限及对马列主义认识的局限，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事批评，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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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地区，文学、演义、唱本、壁报文学在内的各种大众文学却较活跃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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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应得以澄清，说左联培育出了丁玲、张天翼、胡也频、艾芜、陈白尘、周而复、徐懋庸、聂绀弩等人，并不是事实，起码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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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成名作《梦珂》《莎菲女士日记》发表在1927年的《小说月报》，胡也频的长篇《到莫斯科去》写于1929年，张天翼给读者“一个新鲜气息”的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于1929年4月。艾芜虽参加左联，但身在上海之外，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经左翼文学阵营营救出狱，他的成名作《南行记》写于1935年。与其说是左翼文学培养了他们，莫若说，这些人是左联的骨干，是左翼文学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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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艺运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是世界范围的政治性超越文艺性的运动。因其宗旨超越了文艺范畴，有马克思反对的输出革命的味道，其影响可想而知。但在中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尽管受到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并为我党培养了革命文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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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指导左联文艺工作的时候，茅盾曾与他讨论过左联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认为“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我走过的道路》）。冯雪峰也在《冯雪峰谈左联》（与其子冯夏雄合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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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我们自己，常常把左联当作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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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左翼作家拿不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左联的文苑有些荒芜。对此，茅盾、鲁迅、冯雪峰等人共同商议，把文学创作提高到重要地位，按文学规律创作，争取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他们决定再创一个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左翼文学刊物。经研究认为，丁玲是左翼作家中文学创作最为活跃，文学性也最强，又不是标榜革命的作家，用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记忆》一文的话，“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于是合乎情理地被任命为《北斗》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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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自1931年9月创刊至次年7月被查封，共出版两卷八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北斗》为纠正左联的“左倾”，繁荣左翼作家文艺创作起到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左翼的期刊《北斗》，除了发表鲁迅、茅盾、瞿秋白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还令人瞩目地刊登了冰心、林徽因、沈从文、叶圣陶、邵洵美等人的作品，开创了团结广大作家繁荣南北文坛的新趋向、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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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又有卓越的编辑和组稿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有宏阔的心胸和个人魅力。颜雄的《丁玲说〈北斗〉》一文中，引用了丁玲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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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杂志就是要不求一律嘛。他们是我的朋友，同情支持我，我办刊物向他们拉稿，有求必应……凡是约稿，不管出了题目的和没出题目的，都没有任何规定，听作者写去。当时口头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悉听尊便。拿到稿子以后，我看一遍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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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玲的这段话，可见她尊重文学规律、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当时曾被左联视为对立面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都被丁玲的办刊思想感动，帮她拉来了冰心、林徽因等名家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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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主编的《北斗》，一扫过去的文学阴霾，给左联文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勃勃的气象，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评价《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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