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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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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7月，火车飞驰在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胡适在软卧车厢，望着一派广袤的绿色原野，悠闲地叼着烟斗。此次出行，走东北出境，取道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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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胡适受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方委员。这个委员会受命设计处理英国退还庚子之战中国赔款在中国如何使用。主要成员以英方为主，中国只有三人，即胡适、丁文江、王兆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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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8月，将在英国伦敦举行“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遂有了胡适赴欧之行，这也是他于1917年7月归国后的重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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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缓慢行驶，火车于20日抵达哈尔滨。短暂地游览了市容，对该市内“东西方文明的界线”颇多感慨。然后又开始了漫长之旅。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大豆高粱渐渐变成茫茫的山峦、森林和蓝色的湖泊。胡适在途中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又给写信“寄颉刚《论封神传》、寄玄同《论恶姻缘》”（见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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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火车到赤都莫斯科时，胡适停下逗留了三天。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感受到红色之城的新鲜，他参观了“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大受感动，尤其对苏俄的新教育，表示“顶礼佩服”。对其新“政治实验”，也极感兴趣，多有称赞之词。他在莫斯科迫不及待地将他的感动写信给他的朋友、政治制度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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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由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实验的权利……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成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个较长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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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张慰慈的信中，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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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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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苏俄社会建设成就和教育改革持欣赏与同情的态度。他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奋发向上的气象所感动，准备发奋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回国积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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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赞美苏俄的声音，经徐志摩等友人的传播，特别是《晨报》编选摘登后，在北京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甚至有人说胡适“赤化”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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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对胡适访苏的观感，甚为高兴，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打美国回来。”可惜，此时胡适已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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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钱端升也表示赞同胡适的观感，他在当年的11月4日致信胡适说：“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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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朋友像任叔永一样表示反对。他在12月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你寄志摩的信，说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狄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这两句话我以为都对。但依我的观察，迷信‘狄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在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狄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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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则对胡适的观点，大不以为然，而且与之辩论，甚至讽刺胡适：“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他不赞同胡适的访苏观感，并向胡适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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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胡适从欧洲给徐志摩写了一封著名的长信，具体回答了徐志摩们的疑问和诘难，算是在苏俄几天实地观察的心得，也可视为对这些问题理性思考后的结论。此信收《胡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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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读者自会对文学史上关于1919年的所谓“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对胡适的诬陷，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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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胡适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整日在德国境内行驶。厌倦了窗外景物，胡适在日记上写道：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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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视此为20世纪20年代胡适社会政治设计的一段认真思考。包括上面所陈胡适给张慰慈、徐志摩的信。1949年后批判胡适时，这些内容都被封锁起来，群众只看到胡适的半个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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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胡适终于到了英国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会议，此文不详叙了。在此期间，胡适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被盗到那里的敦煌卷子，获得了神会和尚“语录”三种，《楞伽师资记》两种，《显宗论》一卷，还有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等。后来正是这些重要材料，让胡适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这本书的代序《菏泽大师神会传》是他依据上述资料写出的重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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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胡适应邀到英国各所大学做学术讲演，其讲题颇为丰富，有“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停滞不前了吗？”“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的增进”等，让许多英国人了解了中国和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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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年的12月31日，结束了中英庚款委员会漫长的会议的胡适，又登上海轮，由英国渡大西洋赴美国。12天后胡适抵达了阔别9年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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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让胡适感慨良多。美国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美国社会向“社会化”“协作化”方向发展。汽车潮水般的在城市和乡下奔涌，社会财富迅速增值，人的创造力和认识智慧充分发挥与释放，不断地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和科技文明。胡适在1928年3月6日给吴雅晖的信中说：“我重到美国，略观十年中的进步，更坚信物质文明尚有无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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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说：“不要让他（胡适）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担心胡适到了美国，会把对苏俄的好感和兴奋淡化和忘却，但是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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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到了美国，把美国与苏俄做了理性的比较与观察。最后，在苏美两块政治样板之间，胡适理性地选择了“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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