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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香港机缘（1949-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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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香港，先生深入地研究词学（特别是清词）、文选学、甲骨与古文字学、目录学和版本学等，成果甚丰。先生说：“很多人觉得香港是沙漠，香港根本不是沙漠。视乎自己的努力，沙漠也可变成绿洲。”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句话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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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饶宗颐学述》中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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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我的国学研究，大部分时间处于抵抗日本人侵略的战乱时期。抗战结束了，中国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相信这一阶段有点类似建安的晚期。我个人想，在这种年代本来应该在文学上有很多好的作品，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但是却没有什么成就。至于说到学术上的发展，起码应有十年八年安定的条件，才能做出点事情来。比如说建安那个时代，在荆州后来形成了一个学派，产生刘表、宋忠，后来有王弼等人的成就。但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从整个国家的情况来讲，有一点可以看出的，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却处于重要地位。比方说香港，香港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认为香港就等于建安时代的荆州。三四十年代的前期，一些共产党人避国民党，来香港；后来避共产党的人，也留在香港，做他们的事情。这里是个避风港。香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避开政治和“政治纷争”和“时代风暴”，这很重要。所以我认为香港是历史上的荆州。对照历史看，荆州不是太重要。但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中就不是这样了。香港也是这样，因为香港是一个可以同国际上来往的自由港。王粲写《登楼赋》时，是向往中原的，很苦闷。但是，总是起初有一些文人，这些人再带起一代人。比如说王粲，他的后代就有王弼嘛。我曾经有篇演讲谈及这个问题。那时香港还没有中文大学，我在港大教书。那时大家想倡办第二个大学，有人不同意，说香港是个殖民地，没有必要。我当时的地位还不能左右，可是我在这一个讲话中，就把香港比作建安时代的荆州。当时便有一些内地的学校搬来，成为一些二等的大专。我之所以把香港比作荆州，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问题，来看学风与历史与地域的诸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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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香港比作“荆州”，是1953年先生在香港大学一次讲演中提出的，他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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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建安那个时代，世积乱记离，风衰俗怨，可是荆州后来却有了一个支派，有了王弼等人的成就。比方说香港，其重要性就等于那个时代的荆州。香港是个避风港，香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离开政治和时代的风暴，很重要。你对照历史看，荆州不是太重要嘛，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香港也是这样，因为香港是一个可以同国际上来往的自由港。王粲写《登楼赋》时，心情很不好，向往中原。可是王粲的后代就有了王弼吗。我是从较大的角度来看问题。学风、与历史与地域的诸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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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这个现代版“荆州”，成就了先生，塑造了先生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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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先生在香港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潮州地区新石器考古记录的《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叶恭绰为书名题签。9月，韩槐准在海南岛文昌县凤鸣村采集得石器60多件，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先生在香港西环一间小旅馆研究了这批石器，请考古学家郑德坤协同鉴定，拍摄成图片，整理为《海南岛之石器》初稿，并于1951年由香港国泰印刷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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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以前，先生主要专注于甲骨文的研究，殷代许多东西十分重要，甲骨卜辞记录语言是很真实的，此间，先生搜集了很多甲骨文方面的书籍，开始撰写甲骨文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36岁，受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后为高级讲师、教授。港大十分重视学历背景，先生没学历仍受聘为教授有三个原因：第一，先生系新亚书院教授；第二，担任总纂的《潮州志》20本线装书出版；第三，协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及撰写古籍逐篇提要。自1952年一直到1968年，先生于港大执教，主讲目录学、文字学、《楚辞》、文学批评、汉魏六朝文学，并负责《东方文化》的编辑工作，他站在国际汉学研究前沿，把该刊物办成世界一流的交流平台，先生先后发表大量有创见性论文。英国人林仰山（F.S.Drake）为传教士家庭出身，在齐鲁大学教过书，是研究黑陶的考古专家，香港大学首任中文系主任，林仰山用人不拘一格，在学术研究上善于创新，他把英国的沙龙文化、经院研讨与中国师友论道传统圆融地结合，形成了自在、活跃的学术气氛。先生自学出身的学术背景，没有文史哲分家的现当代学术的弊端，他深具传统治学的素养，又喜欢陈寅恪先生所谓“冢中枯骨”的学人，在这样自由、通达、保守又开放的学术环境中，使他能够尽显才智。对林仰山这一香港现代学术环境的引领人物，先生是这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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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还弄了一个研究院，出了一个刊物，还有博物馆，林真有魄力，加上中文系，一个人管四个东西。博物馆就是现在的冯平山博物馆前身。他每天都搞到两三点钟才休息。我们在港大的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办《东方文化研究》这个刊物，这是我们在香港的创举。可以说是从林仰山开始把香港搞得有学术气氛的。我们有一年多，每月轮流请客，讲不同的题目，钱宾四先生当时也参加的，每人研究兴趣在什么问题，可以随便讲，这种风气是林仰山开创的，他带得起头，后来他又做文学院院长，权更大了。他连任三届，这三届就把港大中文系带起来了。我觉得这个人对香港有很大的贡献，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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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在此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学术优势与潜能，归结为“上帝给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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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先生撰写《〈文心雕龙〉与佛教》发表于香港《民主评论》第五卷第五期，后收入《文辙·文学史论集》。文章中认为《文心雕龙》与佛教思想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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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地方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与释氏思想有连带关系：一、“征圣的态度”；二、“《文心》的命名”；三、“全书的体例，雕龙一书，编制严密，条理严析。有人说他是采取释书的法式为之，自《书记篇》以上论文体，即所谓界品（界品‘明诸法体，以界标名’见俱舍论，即今言门类）；《神思篇》以下论文术，即所谓问论（像《阿毗昙心》序云‘始自界品，迄于问论’，凡若干偈，正是佛书论制的佳例）”；四、“带数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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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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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转读之法，我们看慧皎所描写，有的“声彻里评，远近惊嗟”，有的“升座一转，梵响干云”，有的“四飞却转，返折还弄”，似乎是用高音调还带着多少流连缠绕的繁腔。这时“唱经”，尚有一种是“吟调”。敦煌所出维摩诘经讲唱文卷，于长偈短偈并标注曰“吟”。吟是讽咏（《一切经音义》七十三），或者是用低音调而泛声较小的讽诵。《文心》所称：“吟咏滋味，流于字句。”似即“吟”之类。印度古代音乐吠陀有三声（svara，即accent）：一为高声调（udalta）；一为非高声调（anudatta），即发声高锐的扬音与低调的抑音；一为混合声调（svarita），乃调和上列二者的混合音。此三声乃就声乐高低而言，陈寅恪《四声三问》以比附平上去三种声调，实在极有问题。余曾与印度友人V.V.Para-nipe先生讨论。据称：这三声原为朗读吠陀圣典时所用，吠陀时代以后，不复施行，渐已失传。至南齐之世，去吠陀时代，悬隔遥远，其时僧徒，当不能懂这三声。他认为陈先生之说，时代上不相衔接，不易成立。今按佛所用的语言是方言，不可能用婆罗门诵经时的唱呗，故梵僧来华不传授梵呗是当然的事。汉土的转读佛经，乃自己创制的新声（详黄锡凌《梵呗》P十七）。所以这三种吠陀的svara和平、上、去三个声调，根本上谈不到有什么关系。刘氏所谓“声有飞沉”，或指讽诵音的上下。故云：“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辘轳喻声韵的圆转时，鳞比喻声律的靡密。可见不仅指声调的平仄而言，还兼指歌唱的抑扬而言。他这种理论，可能是由吟佛经体会出来的——因为汉诗当日在受转读佛经影响之后，曾经产生一种新的讽诵法。（相传曹植登鱼山，于岩谷间，闻诵经声，因效之而制声。其事见刘敬叔《异苑》、《高僧传·经师篇》、《法华文句经》引《宣验记》。又《法苑珠林》四十九呗赞篇更演其说，谓：曹植读佛经，遂制转七声升降曲折之响。及感鱼山之唱，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此焉。以梵呗托始于陈思，所言虽不可信，但佛经诵读影响汉诗诵法，此正一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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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开始研究古琴音乐，并师从岭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学习古琴弹奏。先生蓄有古琴数张，其中一张是北宋郭之所藏“万壑松”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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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先生撰写了《重刊曾刚父诗集跋》，收入《固庵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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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仰慕顾炎武，撰写《论顾亭林诗》，赞扬其人品和诗格，认为他是“独行游侠传中的人物”，具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顾炎武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有人认为他“性兀傲，不谐于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江藩《汉学师承记》）”。先生对此评价不以为然，他认为：“尚未能道出他的心坎”，并引章太炎《书顾亭林轶事》：“世传先生始创会党规模，盖亦实事”，认为顾炎武不肯南归，在于他当日兼营社会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图谋恢复，后来失败，“又怕清廷招致，受其笼络，致有亏大节。”尽管他在救亡的运动中屡屡失败，但始终未改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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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顾炎武的诗歌，先生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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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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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隶事，尔雅典重，拿古人的文章来比拟，有如任昉的“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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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美杜少陵，最特别处是没有一首无益的诗，都是纪政事、哀民生，乐道人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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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顾诗的鉴赏，先生认为要“诗外有诗”，“明其诗旨之所在”。其诗“不在于独到的诗力，而是在他的纯正的诗旨”。此书发表于香港《学海书楼讲学录》第一集，后收入《文辙·文学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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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殷代日至考》发表于台北《大陆杂志》第五卷第三期。《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由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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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8岁，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同时，唐君毅让先生在新亚书院代为讲授《老子》、《庄子》等道学的课程，先生开始对道学和道教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历史上有三位皇帝唐明皇、宋徽宗、明太祖注过《老子》，先生认为此书对人生的启发非常的好，是一部很让人受用的书，先生是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的第一人，他从敦煌文集中将它整理出来，这本书于1956年出版，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引发了各国学者对其讨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马斯伯尔的弟子康德谟教授，他发现这本书的重要性，将它定为研究班的教材，法兰西学院院士戴密微也认为这本书太重要了，并将它与《河上公注》、《王弼注》、《太平经》作详细的比较，该书成为道教研究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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