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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学艺记（修订本） 永不言休（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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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学术、艺术一往情深，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他总能尽显永不言休的大家本色。97香港回归，已届81高龄的他，投入更大的创作热情，学艺研究硕果累累，先后编著及出版书刊近35部，各类文章140多篇，最主要著作《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二十册，《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共十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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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先生主编、王素著的《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该书收录了吐鲁番出土的全部高昌文献一千余件，对高昌文献进行全面的检阅和总结，先生在序言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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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至1975年，吐鲁番火焰山公社阿斯塔那村与哈拉和卓村十三次发掘出土大量文书，为过去有名之斯坦因文书、大谷文书以外，填补了巨大文献上之空白。……余主张利用出土文献补苴通鉴系年工作，王君对此深感兴趣，大力支持，惠允担任高昌编年部分，本书即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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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先生出席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王国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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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了简帛及甲骨文电脑标准字体的订定及甲骨文文献资料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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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文物》杂志创刊500期纪念活动中，先生题辞勉励，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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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物的发掘，提供可靠的实质依据，其可贵处不仅在资料之胪列，还贵在能化零为整括升华，指出它在历史上涵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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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届北京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汤用彤讲座》主讲人，先生先后作了《梁僧祐论》、《先老学初探》、《宋学的渊源》的演讲，其演讲稿发表于北大学术讲演丛书《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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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第九期出版“潮汕文化专号”，先生撰写了《地方史料与国史可以互补》的论文，同时，在中华书局编辑张世林的邀请下，撰写了《我与敦煌学》刊载在专门为八十岁以上的著名学者出版的学术研究回忆录《学林春秋》一书中，在文中先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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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作详细的描写比勘，因为已有许多目录摆在我们的面前，如英、法两大图书目录所收藏均有详细记录，无须重复工作。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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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赴汕头，出席了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潮学研讨会，在会议上作《记康熙林杭学修之〈潮州府志〉》的演讲，后文章发表于《潮学研究》第六期，同月，由曾宪通主编，顾廷龙题签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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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先生主编，王素、李方著的《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收录文物四百七十件，先生在其中作序言，并对“变复之家”有所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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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旅》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次年作为“书趣文丛第五辑”之一，由辽宁出版社再版，书中收入先生散文随笔共38篇，书前先生作的小引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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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喜欢写札记，零叶寸笺，涂鸦满纸，这类不修篇幅的短文，不值得留下来的弃余谈吐，多半是在时间的夹缝中被人榨出来应景，过去“文化之旅”的小品，月草一篇，即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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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元代文学家吴莱说过：“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惟其随事而变化，则史外传心之要典，圣人时中之大权也”。我十分欣赏这几句话，他指出史和经不同的地方，圣者折衷群言，我不敢高攀。史家如画笔，只能勾勒大略，经文则精义入神，赋予新的微旨，奥妙难测。自章实斋标榜六经皆史，其流弊正在夷经为史，使人注意到外在的事状而忽略内在的深层意义，史外已没有什么可传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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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短文，敢自诩有点“随事而变化”，抓问题偶尔亦可能会搔到痒处。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论。在付印之前胡诌几句，也许不无“小中见大”的深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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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自己文章能够“随事而变化”，对待问题能抓住主要矛盾，这主要靠他一向观世如史，保持“超乎象外”的心态。在此附录该书札记两篇，是先生“传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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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金字塔外：死与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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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旧朋友中有一位已经谢世的日本南画大师河野秋村先生，曾向我夸耀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爬上金字塔。可是他本人居住的地方却是一间全部用竹编成的房子，真是“黄冈竹楼”的活现，记得我赠给他的诗有“出墙桃自媚，穿屋筍犹鲜”二句，完全是写实。我问他：金字塔与竹楼在艺术角度上两种不同的感受，以何者为优？他没有回答。在我看来，姑且拿山水画来作譬喻，以荆浩的深岩穹谷，来比较云林的荒村野树，我则宁愿欣赏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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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金字塔，完全是死的表征，代表整个埃及文化是一部《死书》（Book of the Dead），金字塔可说是死书的缩影。我亦曾经去过开罗，在渴得要死的沙漠里，不易引起拜伦式哀希腊的心情去凭吊那些七颠八倒古建筑的残骸。我只眷注着：要追问何处有神的提撕？什么才是真正的秩序和至善（即埃及人所谓maat）？在人心的天平上，怎样取得死神（Osirius）最后公正的审判？历史不过是一片摸不清说不尽的迷梦，只有“死”所占的漫长时间才能填补它的空白。摆在我们面前帝王谷巍峨的基塔，我很想把三千丈的白发一丝丝联结起来把它围绕一周，看看孰长孰短？值得佩服的是蜿蜒的尼罗河永远替人类负担起历史上忧患的包袱，我不愿重新砌起冥想所造成的金字塔！一切的想像，只好交给苍茫的黄昏，换取来一个不自量力的对苍天的控诉。《死书》原是一本天书，一部不易读懂的书。埃及人对于死后事情的关怀和研究，为人类文化掀开一新页。死，无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死是不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一般认为死有如毒药，但闪族人却视死如蜜糖。死的智识的开垦与追求，曾经消耗过去他们无数诗人和宗教家的精力和脑汁。波斯诗人就写下了许多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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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新鲜、愉快。死呢？它亦是一种兴奋剂，或者是糖吗？——Al-Hutuy’a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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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即把死看做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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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徘徊于丝路上，检讨一下在沙漠的心，默诵下面的句子：在这里，一个蠢夫，用自己的鞍，骑在橐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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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只有三行，这是八世纪阿拉伯名诗人Al-Tinimmah的自我嘲笑，说出大漠上旅客的心声。在日夕无常风沙的干扰之下，随时可以埋骨荒外，阿拉伯的诗亦喊出几乎怀疑自己不是一个人（You even doubt I was aman）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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