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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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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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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孑民，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是二十世纪前四十年融合中西学术，施诸实行，一甲前三名中的人物，其在教育文化上的贡献，或可升为状元；其嘉言懿行，前贤言之详矣。惜尚缺乏一部详细的传记或年谱（编者按：“中央研究院”已出版陶英惠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上册），海外有两篇研究蔡先生的博士论文，非传记体例，故其生平的革命志趣，似尚有商量的余地。他的头衔已很多，可再加一个革命教育家的帽子，他不是革命的理论家，也不是死心塌地、百折不回的实行家，而是一位先知先觉，开革命的先导，常立于新思潮的前线，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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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是否为秘密社会分子，也想在此文中贡献一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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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戊戌政变两大失败，予中国知识分子一大打击，蔡先生当然不算例外。在一八九四年，他已升为翰林院编修。平凡的人，很可以养尊处优，熟读经史，弄点文墨，唯命是从，而他喜涉猎译本西书。至一八九八年，他突然归绍兴老家，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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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不继续做翰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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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说法，是因他同情戊戌变法运动，故弃职返里。京官之同情维新者颇不乏人，何必抛弃铁饭碗？也许是蔡先生骨节高昂，不愿折腰。但蔡先生较我们所设想者，有更强硬的气节，他胆敢骂朝廷。据甘簃《睇向斋逞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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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入翰林，尝于同官酬酢间，诋贵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满”之论，声至激烈：语闻于掌院学士（徐桐），面斥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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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托病，请假南归，不愧为勇敢之革命家。返绍兴后，另起炉灶，创新门路，勤修日语，读和文书。日德文法颇相近，故日译德文书多，他能自由阅读，自由思想。痛定思痛，他觉得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由于事先未造成一大批革新人才，只康、梁、谭嗣同等人，缺乏群众基础，历史上许多改革的失败，多由于此。所以，他决定从教育入手，训练一批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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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时有一所很新式的绍兴中西学堂，其中居然教英法文，不久加授日文。一所中学能授三种外国语言，在今日亦不多。一八九八年，中西学堂的校董聘蔡元培为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新旧两派，旧派要学生习诗、古文词，学写八股文，以便中举；新派讲授物竞生存之进化论与物理、化学等科学，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派不以为然，运动校董，出而干涉。结果，在一八九九年，蔡遂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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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中，思想不同，对于学生，反而有益，能刺激学生的思维。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即已造出一位后来鼎鼎有名的蒋梦麟。蒋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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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西学堂，学到……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使我放弃了我思想中怪力乱神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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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迷信很盛行的社会，介绍一点新科学，打破若干鬼神的乌烟瘴气，是为除旧布新的先决条件。蔡先生是一位可高可低的伟人，庚子年至次年初，他偕友人为绍兴侨农创办小学一所。以翰林办小学，是等于割鸡用牛刀。蔡先生只求对社会有益，其他非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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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一年，蔡先生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此校位于上海，是一八九六年盛宣怀奏请设立的，一九二八年改为交通大学。特班学生四十人，秀才廪生居多，戴顶子上课，皆能作八股文，而不一定能写普通的书信。蔡先生因材施教，让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每月作长文一篇，发挥意见，总教习亲自批改。评语中，常灌输民权思想。又教学生读日文，使自译和文书，并为之改正。此班高才生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其教员同事有吴稚晖。吴先生说：“孑民唯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其实，蔡先生尚有其他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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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革命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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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蔡元培先生与其他旅沪志士章炳麟、吴稚晖等，以译本教科书不适用，非重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故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举蔡孑民为会长。因倡议之人均为名流硕彦，热心救国，故此会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谋推翻清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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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爱国女学，由蒋观云等发起组织。蒋君赴日留学，请孑民代为管理。所谓爱国者，爱中国也，亦阴寓“排满”与排斥外国侵略之意。戊戌政变与庚子“拳乱”以后，学生渐渐觉得必须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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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女学的经费，多半出自上海富商哈同夫人逻迦陵女士（Mrs.Silas Hardoon），福建人，深信佛教，拜乌目山僧为师。山僧原名黄宗仰，曾受翁同龢熏陶，能作诗古文，又精于园林设计，被聘为工程师，建筑爱俪园，即哈同花园，此犹太富商对之推崇备至，言听计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南洋公学因教职员新旧思想之争，发生反抗学校的风潮，趋新教员吴稚晖、蔡元培辞职，全体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其在沪无家族可依而须住旅馆者，推代表向中国教育会求助。黄宗仰愿筹一切旅费，退学学生赖以维持于一时。然倚人篱下，终非长久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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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由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章炳麟等为退学学生组织爱国学社，租了两幢房子为校址。他校退学者，亦欢迎入爱国学社。被欢迎者之一，就是日后著名的章士钊，学陆军，转学后，请教兵操，元培社长亦亲自参加，受军训。爱国学社正式上课的时间不多，而主要活动是宣传革命，提倡军国民主义，大家要去当兵，成为国内唯一的革命机关。教职员每月要去张园演说一次，鼓吹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无所顾忌。到爱国学社来的人越来越多，有邹容、《革命军》的读者，也有从日本归来者。如此高谈阔论，约有半年之久，外面引起官方的注意，内部章炳麟、吴稚晖发生龃龉，财政方面日起恐慌，无可奈何，与《苏报》联系，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而蔡元培、章士钊等为《苏报》写社论。蔡先生写过一篇《释仇满》，大意云：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亦已为汉族所淘汰。吾国一皆汉族，满族之皇帝大臣，可乘间而杀之，但不必如邹容《革命军》所云“杀尽胡人”。可见孑民先生仁者之用心。然革命言论喧哗已久，居上海，大不易，危险多，其兄鉴清力劝元培留学。蔡先生以德国学术最优，欲赴德，即先去青岛学德文，不到一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入狱，爱国学社亦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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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所宣传的革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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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三年冬，蔡先生自青岛返沪，仍假中国教育会为活动机关。适俄人进兵奉天，举国骚然，乃与刘光汉（即刘师培）、陈竞全（甘肃名进士，累官知事，有钱，住上海租界）等人在上海发行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文言与白话兼用，开始即谓“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并列评清政府外交之失败。其抵制之法，是用社论：《告马贼》（十二月十九日）、《告会党》（十二月二十日）。一是哥老会，二是私盐帮，三是广西的会党。广西地方很穷，不免抢劫。官兵把这村的人通杀了，不如和岑制台春煊说：“让你们去打俄国人，等到认真把俄国人打退了，全国里的人，都要大大地酬谢你们，你们也不至于再吃现在这种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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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盐枭的宣传，是“你们盐枭身体是很强的，胆力是很大的，团体是很固的，武艺是很精的。……你们盐枭中有名的是张士诚、刘铭传两个大人。张士诚……起兵泰州，不久即住苏州……好不快哉！刘铭传先前也是私盐贩子……后来清廷皇帝封他为一等子爵，岂不胜于卖私盐万万倍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小报只一小张，无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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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梦》在《俄事警闻》中连登数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此文未署名，黄世晖撰《蔡孑民先生传略》，证明为蔡先生所作。他梦想要：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也鼓吹“废财产、撤婚姻”的社会主义。他要学德、法、英三国语言，要进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兼研究哲学。“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这种梦想，蔡先生在一九〇七年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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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事警闻》只出了七十三日，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改为《警钟日报》，编纂方法一仍其旧，观点亦大致相同，谓“俄人不畏官军而畏马贼，马贼者，民族之代表也”。稍后增加全国会党活动的消息，尤注意广西的大官与巨匪，另加刺客论，鼓励游侠，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目清朝官厅为盗贼政府，言论日趋激昂，“排满”革命日益明显。结果，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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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日报》“本来就是蔡先生革命运动的刊物。译登俄国虚无党的历史，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这是当时在报馆任职的先师马鉴（季明）先生说的。他又描写只有蔡先生做独角戏，“天气非常寒冷，并无火炉，每晚总须写两篇文章。那时蔡先生右手冻疮溃裂，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冷冰冰地继续工作，不避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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