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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缘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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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都认为王云五事业风生水起、人生得意的时候，他却有了新想法。1929年9月，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职，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兼法制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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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离开商务主要有两个原因。人们说婚姻有“七年之痒”，其实职业发展也是一样。从王云五正式担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算起，到1929年的时候，正好七年了，这在他已经是最长的履历，但王云五尚未看到升迁的希望，于是决意离去，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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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的功利思想严重，只要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编撰的图书，都要抽取版税，而按照规定，内部工作人员编书是不付稿酬或版税的。王云五不仅拿钱，还最爱署“王云五主编”，这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会引来诸多议论。偏偏王云五非常看重名声，虽然他认为自己编书拿钱天经地义，却架不住被众人诟病。正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刚刚成立，主持工作的傅斯年四处网罗人才，王云五看这个机会也不错，便决意离开商务前往南京，去了半年时间，他就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古代教育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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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研究员也就做了半年，戏剧性的一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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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突然去世，张元济此时已是六旬老人，无意就任总经理，一时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董事会经过讨论，最后决定请王云五回来做总经理。这里应该说说张元济的用人之道。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张元济一直力挺他，王爱署名、爱抽版税的做法张元济是看在眼里的，他对此也很有意见，但是作为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者，张元济同时看到了王云五的才干，王进入商务几年做事的魄力和成效确非一般员工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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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的职务虽然诱人，但是精明的王云五非常明白，这个时候接这个岗位可没那么好干。首先商务印书馆的人事关系复杂，工作10年以上的老人众多；其次商务印书馆工潮不断，工会力量强大，王云五做编译所所长的时候就经常出面处理各种纠纷。所以他明白，无论是商务的上层还是底层，都有一堆麻烦事，不好应付。可是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又一再邀请，王云五思前想后，决定接下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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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此前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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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非常清楚，与前几任总经理相比，他的资历和声望都难以望其项背，如果沿用合议制，他的很多想法就无法推行，独任制说白了就是总经理说了算；至于出国考察，则是希望看看国外是怎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当然还有一点，是了解国外怎样解决劳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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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管理的企业，实事求是地讲，在员工福利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花红制度、退俸金制度等，考虑比较周全。职工收入在上海的文化企业中算偏高的，但是在当时工人运动迭起的时代浪潮里，商务的劳资纠纷经常发生，工人罢工也此起彼伏，这就让商务的领导人备受困扰。张元济一介书生，不擅处理这些事，一般力求和平解决，不愿扩大矛盾。王云五因为既干练又圆通，所以在编译所所长任上经常被抬出来面对劳资纠纷，虽然每次都能获得暂时解决，但老是如此，自然令他身心疲惫。于是，看看国外怎么处理这种问题，也是他迫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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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没有这两个条件，要管理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机构如同一句空话。王云五的精明在此可见一斑。董事会答应了他的这两个条件，1930年3月初，王云五被任命为新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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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获任命，王云五便起程前往国外，他一共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九个亚欧美发达国家，参观的公司达到四十多家，咨询的专家有五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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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出国收获颇丰，最关键的是王云五学到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王云五是带着任务出国的，所以一路走一路学一路写心得，半年写了几十万字的体会，同时对如何管理工人也有了一些新想法。解决劳资纠纷的目的通过访问也算是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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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11日，王云五回国后第三天，就向董事会提交了考察报告《采行科学管理计划》，建议推行科学管理法。董事会很快通过此报告，于是王云五立即推行改革。他的改革核心内容是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劳资双赢。王云五考察美国的时间达两个月，所以对美国工程师泰勒的管理方法体会深刻，并且极为赞同。泰勒的思想就是生产工序标准化，通过计件的方式核定酬劳，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确实有效，但毕竟是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所以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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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董事会支持的王云五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他首先在编译所推行新方案，以为可以作为试点，然后推而广之，没料到遭遇巨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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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云五在编译所工作七年，而且也的确能干，但他的为人并不为众人认同，可以说做事有成效，做人很失败。更重要的是，王云五的这个方案是把工厂的计件给报酬的方法套到商务印书馆的员工身上，这些常年做编辑的文化人觉得脑力劳动都被计件了，当然不乐意，于是群起攻之，开大会对王云五的管理法进行声讨。最后科学管理法只能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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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推行的失败，关键在于王云五操之过急。转变过快，用药过猛未必适合一个文化企业。圆滑的王云五并没有针尖对麦芒，而是暂时收起锋芒，另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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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等地，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并不是漫无目的地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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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浩劫，王云五一夜白头，当时他才44岁。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从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挫折，但既然事情发生了就得面对。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经过董事会同意后，王云五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挨骂和闹工潮的风险让他无比头疼，不过总算都一一顶住。他觉得这么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否则根本扛不起庞大的财务负担，更谈不上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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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给了王云五施展才能的空间。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这个口号表达了王云五和同人当时的心愿。总馆、总厂复业后，王云五新订雇佣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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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新法后，果然收效明显。王云五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期。商务的新书出版速度加快，同时，多套丛书出版，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巨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王云五拟订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100部编辑而成，被称为“丛书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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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劫后余生的商务印书馆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与王云五的领导密不可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王云五这样的能人，遭到轰炸后的商务就此偃旗息鼓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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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到达顶峰之时，王云五却萌生退意。一方面固然是复兴商务劳心劳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多年以来，依靠商务印书馆这个好平台，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转向政坛发展了。经过张元济的挽留，王云五暂时没走，但从1938年开始，他连续担任了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已经开始涉足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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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务印书馆的角度看，王云五加入国民参政会，对于战乱之时的商务印书馆还是能提供不少便利，减少诸多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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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继续以上海为工作重心必然存在危险，王云五经过考虑，把目光投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早在1922年就在香港买地，开始主要以印刷为主，后于1934年正式成立了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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