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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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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成立之前，名记者邵飘萍已为奉系军阀杀害，这里不能不提到张季鸾和邵飘萍之间的情谊。邵飘萍比张季鸾大两岁，两个人先后到日本留学，从事新闻工作也几乎同时，而且在北京时都写了大量的通讯，被称为新闻界的“一时瑜亮”。邵飘萍精于采访，擅长交际，对于高高在上的大官员往往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了还不得不说，而且还能说出他想要的内容，的确是个采访高手。张季鸾更善于写评论，他的评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让读者难以释手。两人可谓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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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后来谈到邵飘萍，总是赞叹他采访水平之高、写作手段之精和对恶势力斗争之勇，不过几乎没有人听他说起和邵飘萍的私交。而事实上，张季鸾对情谊的看重，在邵飘萍身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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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邵飘萍被当局通缉，处境非常困难。而这个时候的张季鸾应该说也有一些落魄，他虽然担任了上海《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是这份报纸经营不善，举步维艰。正在这时，他接到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聘请他去工作的机会。《朝日新闻》是当时日本最畅销的报纸，也是第一家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章的亚洲报纸。所以，这应该是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张季鸾为了帮助困境中的邵飘萍，自己放弃，介绍邵飘萍前往《朝日新闻》。不久以后，他又帮忙把邵飘萍的夫人祝文秀送到了日本和邵飘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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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秀后来提到，1926年邵飘萍遇难后，张季鸾对祝文秀和她母亲非常照顾，接她们到天津居住，每月馈赠生活费100元，每星期都请她们母女吃一次饭，还经常送戏票给她们，让她们看戏散心。祝文秀母女从1926年到1929年，在天津一共住了三年多，这期间，每逢邵飘萍的忌日，张季鸾都要到祝的寓所来慰问，并且写祭文在邵的遗像前流泪朗读，读完焚烧以为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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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大公报》复刊不久，经费并不宽裕，1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编辑一个月的薪水，的确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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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报界名流之所以惺惺相惜，和他们一以贯之的新闻理想分不开。邵飘萍曾说：“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味，愿终生以之。”他的通讯、他的办报生涯，还有对新闻学的探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张季鸾也是如此，对新闻事业非常执著。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曾推荐他担任陇海路会办，这在当时是个大肥差。没想到张季鸾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宁可做穷记者，也不要这个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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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对于新闻的热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尽管他们或多或少都和政界保持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是思想的独立和言论的自由一直是他们的梦想。邵飘萍希望新闻机构“组织上、经济上是独立的，不应受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也不以他们为后盾”。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创刊时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也彰显了独立的思想。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思想却是一种很难完全企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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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性格上两人还是有所不同。邵飘萍更为激进，更有激情；张季鸾则更加沉稳，更加理智。张季鸾大部分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理有据，让读者非常叹服。这也是为什么连蒋介石都对他非常尊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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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好友都可谓风流倜傥。邵飘萍交际之广在当时的新闻圈里赫赫有名，而且他有三房太太，除了元配沈小仍，另两位汤修慧、祝文秀都是他事业上的左臂右膀。邵遇害后，汤修慧艰难撑起大业，继续办《京报》。而张季鸾也娶了好几房夫人，不过一直到年近五十，他还是没有子嗣，直到1937年，他的第三位夫人陈筱侠生下唯一的儿子张士基。张季鸾后来将五十得子和为孙中山写大总统誓词、创办新记《大公报》并称为生平三大得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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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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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回国后的张季鸾因为写作上的特长，获得和邵飘萍同样的名声，但是随着政局跌宕，他的人生也陷入低谷，直到与胡政之、吴鼎昌重建《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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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满族人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英敛之是当今著名的主持人、情景喜剧导演英达的曾祖父。他的办报宗旨是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所谓“大公报”，即“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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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报纸的实际出资人是柴天宠、王郅隆和著名学者严复。不过他们对于英敛之的言论总的说来比较尊重。英敛之的言论较为大胆，除了皇帝不批评，其他都敢揭批，所以报纸也就受到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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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敛之主政《大公报》的十年时间里，《大公报》逐渐显露出现代报纸的雏形，那就是新闻和言论并举，新闻追求真实性和时效性。不过，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1912年宣统帝逊位，作为满族人的英敛之感到无比失望，他离开天津，隐居在北京香山。1926年，年仅50岁的英敛之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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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1916年，《大公报》的实际所有权就归属了王郅隆。王郅隆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安福系成员，所谓安福系，指的是北洋军阀的政客集团，包括段祺瑞的亲信王揖唐、徐树铮等人，他们经常聚集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一处住所，谈论政治、吃喝玩乐，而被称为“安福俱乐部”。此时的《大公报》，也就成了为安福系鼓吹的报纸。当然，王郅隆不是文人，自然不做报纸，他请来只有27岁的胡政之做《大公报》的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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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比张季鸾小一岁，也是留日学生。他在日本学的是法律，通晓三四门外语，回国后，从事过法官、翻译、记者等多份工作，后来追随王揖唐，一度成为段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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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主持《大公报》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报道。当时胡政之得到王揖唐的资助，赴法国进行采访，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什么特别，不过在当年，的确可算是中国新闻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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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时期，《大公报》既刊登了“特约路透电”，也刊登了“北京特约通信”，一个是路透社的电稿，一个是北京政府的内部消息。但是比起胡政之的文章，这些都稍逊一筹，胡政之用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讲述了他眼中的巴黎和会，其中的细节描写和表达方式都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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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和安福系大败，王郅隆被当做“安福十凶”通缉，匆匆逃亡日本。作为安福系吹鼓手的《大公报》也声誉扫地，无奈之下，胡政之只得离开《大公报》。但是报纸的所有权一直在王郅隆父子手中，1923年，王郅隆在东京大地震中跌入地缝死去，两年后《大公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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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办报历程中，张季鸾和胡政之这两位才子就已经认识。1925年冬天，两人都有些落魄。胡政之离了安福系这座靠山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张季鸾则辞去陇海路会办的肥差，也在寻找工作中。某日，张胡二人在天津相遇，并一同去见吴鼎昌。三人畅叙后，步行走到大门紧锁的《大公报》馆时，不知是哪一位提议，把《大公报》的招牌、房产、设备都买下来，旧店重张，出一份新《大公报》。这个提议获得大家的认同。随后，胡政之联系到王郅隆的儿子，以一万元买下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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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吴鼎昌，同样留学日本，不过他学的是商业，回国后成了金融界名人。他对办报纸很有兴趣，而且对报纸发展的观念甚至比一般报人都先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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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正式复刊。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在这天的报纸上，《大公报》提出了“四不主义”，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以公民身份发表意见；“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接受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不私”，就是报纸是公众喉舌，并不做私用；“不盲”，就是绝不盲从盲信，而要追求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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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主义”的提出，是中国报界的里程碑。以往的报纸要么依靠政党资助，要么服务商业目的，而“四不主义”表明了中国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当然，之所以敢提出“四不”，和吴鼎昌雄厚的资金支持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金融家为中国报业的独立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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