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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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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胜利的脚步越来越近，《新民报》管理层规划了战后报纸的发展路径：重庆、成都两社继续经营，由协理兼总主笔罗承烈负责；邓季惺、赵超构负责南京版的复刊和上海社的创办；张恨水负责创办北平社；陈铭德在重庆完成调度工作后，将总管理处迁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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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民报》动作极为迅速，9月，三队人马便相继出川：邓季惺带着人和机器赶赴南京；报馆同人赵敏恒等赴上海；张恨水等去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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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三拨人马是各负其责的，但是到最后几乎全都是邓季惺一个人干了。邓季惺先飞到南京，收回了战前的馆址作为总管理处办公地点后，又租下一处房屋作为新报馆的馆址。本来晚于她到南京的张友鸾、郑拾风等人是要协助邓季惺一起办《新民报》的，没想到坐船一到南京，张友鸾就带着郑拾风去复刊他的《南京人报》了，真是让陈邓二人措手不及。邓季惺在被动的情况下，于1946年元旦在南京出版《新民报》晚刊，当年10月出版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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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季惺忙完南京复刊，又飞到北平处置北平版创刊的事情，找馆址、置办印刷和办公设备等事务都收拾停当，张恨水才带着一家人抵达北平。邓季惺还为张恨水买了一处宅子让他安顿家人。1946年4月4日，《新民报》北平版日刊创办，发行量四万多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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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的创办原本交给赵敏恒，可赵敏恒也跳槽了，只好又是邓季惺出马。上海报馆众多，《新民报》想要立足绝非易事，但陈铭德和邓季惺考虑到上海是中国的文化重镇，人才云集，国际化程度又高，所以要打开局面，非在上海立足不可。这样历经困难，上海版于1946年5月1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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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不到一年，《新民报》由两社四版变成了五社八版，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树立了一座中国报业的里程碑。1949年《新民报》创刊20周年的时候，陈铭德写了一篇长文《二十年之回顾与前瞻》，文中对妻子有一段感谢：“邓季惺先生事实上是成都、南京（复原以后）、上海、北平四个社的创立人，找社址，买机器，买纸张，安排人事，甚至一颗螺丝钉的装设，一张凳子的安置，都经过她的眼，透过她的心，艰难擘画，贡献最大。她是铭德的妻子，然而就事论事，绝对不应该因她与铭德的关系，就抹杀了她在本报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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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到1949年，本以为迎来了《新民报》的大发展，没想到这几年却异常艰辛，比之前的十多年还要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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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南京版因为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最具代表性。南京版虽声称“服膺三民主义”、“拥护现政府”，但是在报道中“左倾”色彩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利于国民党的文章时有发表。这种情况让国民党非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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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的进步员工多，所刊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倾向性更明显。如关于美国驻沪水兵打死三轮车夫事件、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活动、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的报道等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而赵超构、夏衍等人的言论专栏更是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受到读者欢迎。1947年2月，上海《新民报》由吴祖光主编的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诗，标题为“冥国国歌”，以谐音的方式对“代中华民国国歌”进行了编排，一经刊出，读者当然拍手叫好，不过国民党可就大为光火了。为这事，上海《新民报》差点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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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的问题刚解决，重庆报馆又惹祸。聂绀弩主编的副刊《呼吸》因为发表了一篇写国民党军人在市场上欺压菜贩的文章而受到查处，重庆社的负责人罗承烈多方找人疏通，才勉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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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五社八版虽然都由陈铭德统管，但没有设立总编辑，所以各社的政治态度也就不统一，国民党当局认为应该给《新民报》设一个总编辑，否则报馆经常惹事。国民党中宣部于是又委托邓季惺弟弟邓友德出面，和陈铭德沟通，并且指派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任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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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彭革陈的到任并没有让局面有所改观。各社各版的言论他根本管不了，这种尴尬的局面让他觉得相当无趣，结果只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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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彭革陈也希望能帮陈铭德管好言论，让《新民报》少惹麻烦。在任的短短时间里，他随陈铭德奔走各社处理难题，但是时局的严峻非彭革陈一己之力所能扭转，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作为已经为整个舆论环境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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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0日，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的当天，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个城市的学生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当局出动了警察、宪兵、青年军甚至马队对付学生，有百余名学生被水龙、皮鞭打伤，二十多人被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五·二〇”血案。《新民报》的多位记者当天都在现场采访，亲眼看到学生被军警打得满脸是血。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生病在家休息，也被通知到报社安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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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记者们在报馆都非常激动，大家都控诉军警对学生游行进行的无情镇压，但是陈铭德却非常为难。作为报馆的负责人，他自然希望说真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收到了官方的报道要求：那就是统一口径，说军警和学生是互殴。看着群情激奋的下属，陈铭德想说却终究没能开口，他只是对总编辑曹仲英说了一句：“今天的报道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要当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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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曹仲英已经字斟句酌，想方设法躲避雷区，但是报道还是被说成“失实”，首都卫戍司令部天天派人来报馆纠缠，让编辑部门不胜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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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正和南京方面的有关人士斡旋的时候，上海《新民报》又被当局叫停，理由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陈铭德又跑遍上海市党部、政府、参议会等多个部门，总算在两个月后复刊，但条件是必须接受国民党中宣部指派的总编辑和几名记者。无奈之下，陈铭德只得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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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新民报》的状况不但没有什么好转，反而步履维艰，陈铭德是个好好先生，对下属仁慈，对当局则常常忍气吞声，受的委屈非常大。而邓季惺的性格和他差别很大，邓季惺性格直，不愿意委曲求全。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最后导致了《新民报》南京版的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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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学法律出身的邓季惺寄希望于“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能使中国进入法治轨道，于是决定参加竞选，她甚至希望能制定一部“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她说要斗争就得打进内部。通过在选区演讲，争取选票，邓季惺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像她那样无党派的人士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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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24日，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和三十多位立委，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临时动议，质询国民党空军为何对河南开封实施狂轰滥炸，致使大量无辜民众死伤，房屋尽毁。国防部长何应钦当天下午到会对质询作出回答。第二天，《新民报》报道了此事以及何应钦在立法院内部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情况，引起了立法院一些人的极度不满，指责邓“泄露机密”。在会上，支持她和反对她的委员们发生激烈争吵，场面一度失控，立法院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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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导致南京《新民报》彻底关张。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作出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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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公文还没有下达，陈铭德以为还有回旋余地，立即又四处奔走，希望能够使报纸转危为安。可惜正式公文终于在7月8日送达他们手中，并且规定立即停刊，也就是说第二天的报纸都不让出了。张友鸾主办的《南京人报》对接到通知的陈铭德和邓季惺做了白描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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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把公文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都可能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上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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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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