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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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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十章 王芸生：深怀文章报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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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负责报纸内容，以“书生办报”的理想坚持了《大公报》作为一张民间报纸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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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80年4月，王芸生的生命已经接近尽头。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他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有必要写了。我那四十年一天都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不写了。但我是欠债的，我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我答应过他，他也说过‘芸生，这件事非你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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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王芸生老泪纵横。5月30日，这位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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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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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恩师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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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公报》历史上，除了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同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同于张、胡两位日本留学生的身份，王芸生家境贫寒，只念过八年私塾，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小时候他在茶叶店、布店当学徒，生活相当艰辛。不过，许是和报纸有缘，这个时候他就爱看报。他经常趁着给老板送账的机会，在阅报栏读报纸，渐渐看得多了，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写文章。于是给天津《益世报》投稿，居然被刊发了。这件事给王芸生极大的鼓舞，后来他能做《大公报》总编辑，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有写文章的悟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勤奋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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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王芸生担任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的宣传部长，还主编了工会的一份报纸。也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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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因为战局的缘故，王芸生乘船来到上海，在这里，经过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和另一名党员彭述之的介绍，他又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但是，不久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让王芸生的思想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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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节前后，因为母亲病重，王芸生回到天津，一面照顾母亲，一面为《华北新闻》写社论。正在这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国共彻底决裂。王芸生在庆幸自己提前离开上海的同时，也对国共之间的矛盾相当困惑。思前想后，他于1927年6月2日，在天津《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则《王德鹏启事》，声明自己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此后的人生里，王芸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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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王芸生和《大公报》产生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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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北伐军打进南京，放火烧了各国领事馆。第二天，《大公报》发了社评，认为中国人闹革命，不应该烧外国领事馆。王芸生则在《华北新闻》上发文，赞扬了北伐军的革命行动。针对王的文章，张季鸾在《大公报》又发了一篇文章《躬自厚》，重申犯了错误应该严厉责备自己，不能责怪别人。血气方刚的王芸生自然不肯示弱，立即又写一篇《中国革命的根本观》进行回应，阐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洋人欺压，民不聊生。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平息内乱，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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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没有接着打笔战，没有继续回应，但是他特意打听了《华北新闻》写文章的人是谁，并托人带话，希望能与王芸生会面。王芸生为此去《大公报》拜访了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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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在职场中跌宕起伏的王芸生致信张季鸾，希望能到《大公报》谋一个职位，张季鸾没有忘记这个年轻后生，慷慨相扶，将他招进报馆。因为有了宅心仁厚的张季鸾的欣赏和声名赫赫的《大公报》做平台，王芸生开始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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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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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初入报馆时做的是地方编辑工作，后来还参与了《国闻周报》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历练，他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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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大公报》除了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事变、采访了张学良外，事变第三天，报馆极为罕见地召开了全体编辑紧急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了两项政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教战”是指邀请军事家蒋百里开办《大公报·军事周刊》，“明耻”是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直至1931年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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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栏的工程繁复浩大，张季鸾指定年轻而刻苦的王芸生来承担。王芸生后来说，“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以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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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筹划，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时间。王芸生领了任务后，一边收集材料，一边写稿发表。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连续三个多月，奔走于京津之间，走遍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尤其得到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先生的帮助。单士元曾著文回忆这件事，他说，清朝后期编写的一些外交材料，在溥仪出宫后公之于世，所以他也就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王芸生，这些宝贵的资料使得后人得以窥见众多历史人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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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档案，王芸生白天耐心寻找有用的素材加以整理，晚上则进入写作时间，经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他的这种勤奋精神是一以贯之的。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回忆父亲说，“他身旁放一盆冷水，发困时就把脑袋放在水里泡一会儿”。王芝琛对父亲非常佩服，“我随便提起某个历史人物，他就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一大堆故事，还有古人诗词，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我真的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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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重磅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连载，其间没有一天间断。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16个字，可谓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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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列专栏令他“声名鹊起”，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提供资料给他，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他手里的资料越来越多，写出来的文章也就翔实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