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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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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初入报馆时做的是地方编辑工作，后来还参与了《国闻周报》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历练，他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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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大公报》除了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事变、采访了张学良外，事变第三天，报馆极为罕见地召开了全体编辑紧急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了两项政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教战”是指邀请军事家蒋百里开办《大公报·军事周刊》，“明耻”是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直至1931年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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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栏的工程繁复浩大，张季鸾指定年轻而刻苦的王芸生来承担。王芸生后来说，“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以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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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筹划，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时间。王芸生领了任务后，一边收集材料，一边写稿发表。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连续三个多月，奔走于京津之间，走遍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尤其得到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先生的帮助。单士元曾著文回忆这件事，他说，清朝后期编写的一些外交材料，在溥仪出宫后公之于世，所以他也就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王芸生，这些宝贵的资料使得后人得以窥见众多历史人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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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和档案，王芸生白天耐心寻找有用的素材加以整理，晚上则进入写作时间，经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他的这种勤奋精神是一以贯之的。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回忆父亲说，“他身旁放一盆冷水，发困时就把脑袋放在水里泡一会儿”。王芝琛对父亲非常佩服，“我随便提起某个历史人物，他就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一大堆故事，还有古人诗词，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我真的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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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重磅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连载，其间没有一天间断。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16个字，可谓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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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列专栏令他“声名鹊起”，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提供资料给他，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他手里的资料越来越多，写出来的文章也就翔实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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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读者面那么广。1934年8月，经张季鸾介绍，王芸生上庐山，为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同在庐山的汪精卫也很客气，对他说，如果需要资料他也可以提供。而此时，已经开始长征路的毛泽东对于中日关系的了解，很多就是来自《大公报》上的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以说，国共两党的领袖都是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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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2年起，《大公报》将已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以后又陆续出到第七卷。不过王芸生的专栏并没有如愿将60年写完，1934年5月，写到1919年的时候，已擢升为编辑部主任的王芸生因为实在太忙而停下了笔。虽然只写了48年，但在结集出版时，这套书仍定名为60年，这也预示着王芸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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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以大事记的方式补全了后12年内容，但真正有意思的并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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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和毛泽东会见时，数次提起王芸生写的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毛泽东扭头问周恩来：“王芸生现在哪里？他还可以为中日关系再做贡献嘛！”周恩来也不知道王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王芸生正受到冲击，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还到北京车公庄地区去“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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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会后立即指示人员进行调查，第二天，王芸生就收到了参加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后来有人议论，究竟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田中角荣救了王芸生。在晚年，王芸生流着泪对儿女们说，“是这本书救了我，让我多活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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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云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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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当年9月，王芸生奉命调往上海，出任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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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给《国闻周报》写稿。当时，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寄北方青年》，引起众多学生的回应。王芸生当然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在五个多月里，写了六篇文章。“六寄北方青年”的中心意思是针对华北地区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他希望学生能“读书第一”、“学生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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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的观点，看上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看，已经有些超乎现实。中华民族已经陷入亡国的泥沼中，华北之大，又怎能安放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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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文章并不能说服年轻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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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引起轩然大波。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次日的《大公报》第四版，刊登的都是有关鲁迅逝世的文章和照片。作为编辑部主任的王芸生自然要看样，他发现最后还空出一小块版面，于是亲自操刀，补上一个短评。要说这短评不补也罢，补上之后麻烦不断。短评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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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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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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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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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措辞显然不合时宜。上海文艺界看到这文字简直炸了锅，报社内时任文艺版编辑的萧乾也不干了。萧乾后来回忆说：“那天的《大公报》出版后，上海文艺界当然群情愤慨。我除了愤怒之外，还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放了报纸我就去找老板（胡政之）质问，并表示这个文艺版我编不下去了。老板说他实在不知情，要我冷静一下，容他去调查。当时巴金自然也十分气愤，他给我以支持，说辞职不会叫你饿饭，可以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下午，老板找我们谈话了。……他承认短评写得不对，但不肯透露是谁执笔的，只说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人根据当时新闻临时凑的，并不像社论那样事先经过周密的讨论研究；说追究既往于事无补，你辞职也不是办法。我遂即提出由报馆在显著位置刊登启事道歉，他表示很为难，而且不好措辞。最后我提出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即是也带有社论性质——悼念文章，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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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芝琛说，王芸生晚年说他之所以那样写短评的原因是因为“鲁迅先生对梅先生不恭”。王芸生是个京剧迷，对梅兰芳很欣赏，而鲁迅恰恰从来对京剧都兴趣不大，他写的杂文里也不乏讽刺京剧甚至梅兰芳的文字。无论如何，王芸生因个人好恶对鲁迅做出不公允的评价，确实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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