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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季鸾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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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大公报》工作时间不长，就能迅速脱颖而出，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刻苦，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张季鸾对他的赏识。要说张季鸾是他的老师，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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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师徒二人为人处事的风格大不相同。张季鸾受过正规教育，还留学过，属于谦谦君子，思想总的说来比较传统。王芸生则不一样，贫苦出身以及自学成才，使得他思想有时候是比较激进和冲动的。1940年6月，四川粮食价格暴涨，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忧国忧民的王芸生在这种情况下写了社评《天时人事之雨》，主张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物价。“昔曹操行军，军心忽动，群谓某人克扣粮饷，操即传见某人，说‘借你一物，以安军心。’某人的首级一经示众而军心立平。在今日的情形之下，还不应借几个人的脑袋用用，以平民愤吗？”文章出来后，张季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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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在生命最后阶段指导的两篇著名社评都是王芸生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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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7日，苏联突然出兵波兰，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因为苏联曾与波兰签过条约，声明互不侵犯，友好相处。而中苏之间又是友好关系，王芸生当时作为主笔，对这件事不知如何评论才好。正在苦苦思索，张季鸾给他出主意了，让他写文章骂波兰，骂波兰是不忠不智不义之国。王芸生深受启发，写下评论《苏联波兰欧局与远东》，这篇评论讲了三点：首先，波兰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它不忠于国际联盟，不忠于条约；其次，苏联出兵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侨民同族，对欧洲局势发展有利；最后，中苏友好，中国最守条约，亲苏抗日，苏联不会负我。文章一出，蒋介石立即指示国民党报纸以此为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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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在《大公报》历史上更有名，叫《我们在割稻子》。这篇评论的名字有些特别，完全不像评论，而像一篇记叙文的名字。1941年8月18日，王芸生去探望已经病入膏肓的张季鸾。当时日军飞机整日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一日空袭好几回，老百姓只能躲到防空洞里避难，王芸生为此一筹莫展，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来鼓舞人民。他对张季鸾说：“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道：“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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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思索片刻，忽然坐起来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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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一听觉得对啊，四川是天府之国，当时又正是收获季节，何不就此借题发挥呢！次日，文章刊出，读者纷纷赞扬这是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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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老记者唐振常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曾写文章说：“《我们在割稻子》是一象征用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张、王两先生和《大公报》抓住了这一点，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和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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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1941年9月6日，张季鸾与世长辞。9月8日，王芸生撰写的《敬悼季鸾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对张季鸾的为人为文大加赞赏，文字情真意切，汪洋恣肆，从中可以看出王芸生对张季鸾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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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和张季鸾的文章都以热情著称，容易产生感染力，有很好的读者亲和力，但比较而言，风格是有所不同的。研究者汤恒曾总结，“王芸生是冲动的热情，张季鸾是沉郁的热情；王芸生的文章色调明朗酣畅，张季鸾的文章色调流丽幽峭；王芸生用事实的分析渲染文章的气势，以情感人，张季鸾用严密的论证层层剥笋，以理服人；王芸生喜欢用骈四骊六的句式，张季鸾的文笔质朴无华，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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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直狷介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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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病逝后，《大公报》的言论基本上是王芸生一人包办，他的文章江河直泻，很有气势，但是他为人也比较专断，不愿受人约束，因为了解他的性格，老板胡政之对他也非常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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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香港、桂林沦陷，徐铸成、金诚夫等率领两个馆的员工都撤到重庆来了。这时在重庆主持笔政的王芸生说服胡政之办了一个《大公晚报》，徐铸成等人便去办这张报纸，不过很快徐铸成就发现自己很闲，因为晚报的办报方针都由王芸生定好了，基本是风花雪月的文章，不发社评。每天的工作很快做完，其余时间徐铸成就读读书，看看江面上来往的船只，显得百无聊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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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和胡政之谈起工作的事情，胡政之对他说，“桂馆的人到了重庆，好比兄弟一家破产了，全家来投靠哥哥，你们处处要忍耐，做到‘以小事大’。我对他们，也是特别注意的。”因为重庆版是张季鸾一手办起来的，桂林版是胡政之办的，所以胡政之对徐铸成说起来也是“你们”、“他们”，徐铸成对此很有意见，这也是徐后来跳槽去办《文汇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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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张季鸾去世前就掌管版面内容，怎么可能让香港版、桂林版的人这个时候来插一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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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有个性，为人亦如此。据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说，有一次报馆开社务会议，胡政之在会上批评某经理以报馆名义做投机生意，从不过问报馆财务问题的王芸生大为光火，起身冲过去对那经理就是一记耳光，令所有开会的人都很吃惊。会后，胡政之说不该打人，让王芸生认个错。王芸生余怒未消，说道：“我们《大公报》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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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回忆，在她小时候，有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上发篇文章，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王芸生没有同意。这位要员便派勤务兵送来了厚礼，当时王芸生没在家，他的夫人就收下了。等王芸生回到家发现这事后，对夫人大发雷霆，见夫人哭了，王芸生也没一句软话，立即写了封信，让送礼的人把东西取回。第二天，那位勤务兵又来了一趟，乖乖把礼物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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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之所以这样做，和王所坚持的职业操守关系密切。王芸生认为做记者必须“真”和“勇”。他说：“新闻记者怎样执行这种实际、庄严而有意义的职务呢？我们认为只有‘真’与‘勇’两个字。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新闻自由应该如此求，也应该如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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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面对国共两党时都是这样遵循自由理想。抗战期间，王芸生在武汉，国民政府组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当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陈诚希望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处长。王芸生委婉拒绝，他说司马迁说过“戴盆何以望天”，意思是自己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就应该客观、中立地记录报道，不能从政。王芸生对自己新闻理想的坚守是很值得称道的。陈诚想说服他，说不用他去办公，只需他推荐一名副处长替他办公就可以。就这样王芸生也没答应。陈诚也算执着，后来还派人送来一张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聘书，王芸生虽然知道当了设计委员每月就能轻松拿300元的津贴，他还是没接受，当即退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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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有六个子女，夫人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一家人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薪水，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王芸生还能一如既往坚持“不党”、“不私”的理想，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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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国民党的官、不收国民党的礼，同样，他也不愿意收共产党的东西。抗战期间，重庆生活条件有限，大家都是吃红薯的时候多，很少见过棒子面、高粱米。有一天，到了吃晚饭时间，孩子们看到桌上有黄澄澄的小米粥，粥里面还有红枣，非常兴奋，问父亲是哪儿来的小米。王芸生说，是别人送的。子女们吃惊不已，因为他们知道父亲从不收礼。王芸生说，这次是例外，因为小米、红枣是延安土产，东西是周恩来送的。周恩来还送来一块呢料子，这在当时也是稀罕东西。王芸生告诉子女，小米、红枣是收下了，但呢料子贵重，不能收，请周恩来拿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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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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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言避免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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